近代以来，关于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应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认识。而这种“中西文化交汇”，又是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近代以来外国史学的传入，既有中国历史学学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因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中国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的。
    一
    在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西方史学的传入及其回响，可以清晰地分为以下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异的4个阶段：一、“西学东渐”时期；二、新文化运动时期；三、以苏联为师时期；四、改革开放时期。
    “西学东渐”期间（注：“西学”之名，在晚明已有。西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是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西学”既包括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也包括精神文明，政治制度等等。1916年，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将民国前西学传播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晚明；2、清初；3、鸦片战争以后；4、甲午战争以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耶稣会、东正教和新教的传教士为了能够在中国立足，他们首先要使自己先“中国化”，一些人通过介绍外国史地知识，以传播西学为布教手段。这样，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出现了具有特定意义的“传教士史学”。传教士史学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和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具有“西学”特征的具体内容上，而且也表现在历史叙述的形式上。19世纪70年代后，传教士的史著更多地采取了西方史学的编撰体例，这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萌生时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中期以来，欧美传教士纷在华办刊办学，将自古代希腊以来，直至19世纪主要 是西方国家的历史介绍到中国来。他们在进行基督教文化渗透的同时，使中国人民既“ 睁眼看世界”的现实，也睁眼看世界的历史。
    在蔡尔康的协助下（注：蔡尔康，上海人，先后在《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广学会》、《万国公报》等处任职。由西方传教士口述，蔡尔康笔录，译有多种 西方著作问世。），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t）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 1894年3月至1895年3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名《泰西近百年大事记》。1895年由广 学会出版单行本，计8分册24卷（包括附记1卷）。在晚清出版的所有西方史学译著中，此 书销量最大，影响最广，在19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泰西新史揽要》系英国马恳西（Robert Mackenzie）原著，原名《19世纪史》（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188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主要是叙述19世纪欧美 各国发展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除了欧 洲地区史的内容之外，还涉及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和 美国等国的历史。19世纪末的英国盛行进化论，在其影响下，《泰西新史揽要》宣扬一 个国家和民族所以强盛，主要在于积极进取，不断地弃旧图新，鲜明地体现了进化论的 精神。
    在西方史学界，《泰西新史揽要》并不是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在西方史学史中几乎 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在中国它却受到了广泛重视。实际上，此书的史学价值对中国并不 重要，最关键的是它在通过对西方历史的叙述，向中国人介绍了社会进化理论的具体内 容，而这些内容对于当时中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末，社会进化理论成为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进化历史观在中国史学发展 中也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一种重要的史学思潮。这样，《泰西新史揽要》成为晚 清翻译西书中销量最大的一部，就不难理解了。梁启超将其列入他的《西学书目表》， 认为该书是“述近百年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徐维则、康有 为、李鸿章、张之洞对其都有高度评价。康有为还将其进呈光绪皇帝。光绪用数月时间 认真研读，由此“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这清楚地表明，这部著作所产生 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中国史学界，而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回响。还值得一提的 是，此译书的体例有不少独特之处，“首创了史书翻译的新体例，即：一、加中西年对 照，便于印证岁月；二、加各国世系；三、加人名、地名事物名对照表。这种体例，此 后的史学翻译家们纷纷效仿，一直沿用至今”，（注：马军：《泰西新史揽要·点校说 明》，见《泰西新史揽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页。）这从另一个侧面 也可以看出其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
    近代在华的传教士向中国民众广泛介绍外国历史知识，形成了被后人称之为传教士的史学，它和中国本土的史学发展交织在一起。在中国史学发展的进程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史学形式、特殊的史学成果。它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将其放在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这一具体的时期来考察，就更是如此。因为从“传教士史学”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已经没有了或很少有传教士的宗教神学内容。他们所介绍的这些外国历史知识，更多的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文化碰撞和交流，其中的一些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起着催化的作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正在觉醒的中华民族从外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开始认真地思考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正是这种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出发严肃的、理性的思考，有力地推动着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被迫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之际，在中国社会发展处于历史剧变的前夜，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萌生，这是对时代呼唤的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