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是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注:选译的西方史学名著主要有: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陀:《编年史》;李维:《罗马史》;普鲁塔克:《传记集》;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米涅:《法国革命史》;梯叶里:《第三等级的形成及其发展理论》;朗克:《教皇史》等。每种名著约选译3-5万字,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影响的成果问世。(注:这些成果主要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 文史哲》1962年第3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 》1963年第6期;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 周谷城:《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吴廷璆:《 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 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但是,这些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 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 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例如,《文史哲》1962年第一期对汤因比 历史哲学思想的批判,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汤因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敌,是当前史 学界最大的一面白旗。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爆发之前,中国世界史学者已经有不少成果问世,在一段时间表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这些成果主要有郭圣铭:《世界古代史新编》,(群联出版社,1955年);童书业:《古代东方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沈炼之:《简明世界近代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黄绍湘:《美国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齐思和编 著:《世界中世纪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季羡林:《印度简史》,湖北人 民出版社,1957年;张铁生:《近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49年;陶大镛 :《社会主义思想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等等。 一些优秀的外国学者的专著,也陆续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译作除了苏联学者有关苏联史的著作外,还有苏联学者的其他著作,以及一些西方历史学家的著名作品。这些译作主要有马迪厄:《法国革命史论》(1954),索布尔:《法国革命(1789--1799)》(1956),(苏)曼佛列德:《18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55);(苏)《东方各国近代史》,弗拉舍里:《阿尔巴尼亚史纲》,三联书店,1964年;米罗舍夫斯基:《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1492--1810》,三联书店,1960;费克里:《埃及古代史》 ,科学出版社,1956年。等等。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注:《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1966年6月 3日。)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所 谓“反对修正主义”、“儒法斗争”、“批判封资修”、“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 下,“影射史学”盛行。拿破仑被封为“洋法家”。世界史研究和教学也被纳入和“儒 法斗争”之中。1972年,《红旗》杂志在第4、5、6、11期先后发表了一组关于学习世 界史的文章。这组文章由四篇文章组成,分别是《读一点世界史》、《再谈读一点世界 史--关于要着重读一点近代史和现代史》、《读一点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三谈读 一点世界史》、《了解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四谈读一点世界史》,署名是“史 军”。这四篇文章后来收集在一起,作为《学点历史》丛书中的一本,(注:关于《学 点历史》丛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 革命导师所讲的革命道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从而有 利于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学点历史》 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学习的需要,《学点历史 》丛书将分册出版,每册围绕一个中心,介绍历史知识,辅导历史学习”)由人民出版 社1973年1月出版,书名为《读一点世界史》。 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连续发表这样一组文章,是不寻常的,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这组文章中,都使用了“读”或“了解”一点世界史,而不用“学习”和“研究”,表现出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世界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所带有的深深的烙印和痕迹。因为“学习”多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而“研究”,则在更多的场合被视为贬义词,因此很少单独使用。 提倡学习一点世界史,完全是为当时国际、国内现实政治服务。在《读一点世界史》中明确指出:“我们学习历史,是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密切联系国内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来学,学习才能有明确的目的性,才能掌握重点,做到学习世界史 同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密切结合起来”。 文章强调“厚今薄古”的原则,就是要将世界近现代历史作为学习的重点,因为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都是从近现代史上发展而来的。当前的许多国际问题,往往可以从近现代史上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吸取近现代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正确理解尖锐复杂的现实阶级斗争。 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文章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同样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文章认 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读世界史的过程中, 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注意了解有关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学习世界被压迫民族 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丰富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认识和 掌握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好地参 加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这组文章的首篇中,还从撰写新的世界史读物的角度,谈到世界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文章写道:“广大群众都要求学一点世界史,这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工作将会是一个 很大的促进。希望我国的世界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靠集体 力量,在对历史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努力写出几本简明通俗的世界通 史和其他专题史、国别史。同时也希望有愈来愈多的其他方面世界史著作出版,供广大 群众学习,让历史科学更好地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成为工农兵手中的强 大武器”。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多部《世界通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其他世界史方面的著作能够相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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