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初，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人们对世界各个国家的了解，包括对这些国家历史的了解的需求，不断增长。1903年，清王朝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明确规定政法科大学所学的科目，应该包括“各国近世外交史”。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在1913年颁布了《大学规程》和《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其中明确规定历史课应包括“世界近世史”、“西洋现世史”。因为世界近世史和西洋现世史的内容，和现实的中国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能够更多地学习近代以来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学习西欧、北美诸国现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要求，在各级学校要系统地讲授这方面的知识，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
    “五四”前后，在北京大学讲授西洋史和世界中世纪史的，主要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青年学者，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毕竟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迈出了世界历史教育的第一步。在教学的实践中，逐渐成长起一些知名的教授，主要有何炳松、陈衡哲、陈翰 笙等人。因当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世界史讲授以欧美史为主，只 有少数教授讲亚洲史。而非洲、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历史，几乎是一个空白，而且长期 如此，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在讲授世界历史时，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是外国学者的著作，或以这些著作为基础，编写出自己的讲义。例如何炳松1920年至1922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古欧洲史时，主要是依据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著的《西部欧洲史》，以及鲁滨逊与比尔德合著的《欧洲史大纲》。在此基础上，何炳松编译出《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1924年--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当时，中国人学习欧美的历史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直接阅读西方史学原著，其二是阅读中国人自己的编著或译本。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只有少数人能够阅读原版书，大部分人只能通过阅读中国学者编译的著作，来学习欧美的历史 。然而，质量上乘的译著或编译的著作，却是凤毛麟角，因为“欧美人所著的历史，在 我们东方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来，有许多是累赘可删的，有许多是应当增加材料的。但这 一件事更不易做，更非素无历史研究，或乏世界眼光者，所能下笔了”。（注：陈衡哲 ：《中古欧洲史序》，见《何炳松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页。）而何 炳松的学识在学界有口皆碑，他编译的《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被公认为是 优秀的编译作品，上世纪20年代出版后，很快产生了广泛的反响，被公认为是国内研究 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的重要著作。
    20世纪初直至民国时期，中国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虽然和历史悠久的国学相比，仍然 显得薄弱，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有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的 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大量的世界史教科书问世。这表明，对于“世界史”来说，无论是 社会的客观需求，还是教学队伍、研究力量，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 影响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走向。到20世纪中叶，我国的世界史教育，已经 有了长足发展。这种状况不仅扩大了世界历史知识的传播，而且为世界历史学科在未来 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四”运动前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播西方先进的史学思想的任务。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这些主要是论述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的著作，使中国史坛深受震动。不少史学家针对中国史学的现状认为，只有这样“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注：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杂志》1918年1月；转引自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期。）北京大学教授、代理校长蒋梦麟认为，在中国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泥古”的风气很盛，而要彻底地改变这一切，应“利用西洋近年教授历史之经验，体察吾国社会生活之需要，活用吾国历史之资料”。向美国史学家那样，“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从而改变中国史学的落后面貌，使之得以进步。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在鲁滨逊《新史学》中译本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注：朱希祖：《新史学·序》，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在这种破坏旧史学和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是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
    20世纪初，西方近代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包括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当时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主要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赫尔德的历史哲学；郎普勒西特的文化史观；鲁滨逊的综合史观等。这些崭新的理论对古老的中国史学公开地提出挑战，中国史学受到强烈地震动和破坏的同时，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和方向。
    “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革命”，不仅是日益深入人心的社会思潮，而且在学术界也产生了积极的反响。陈独秀当时著文鼓吹“文学革命”，但其影响远远超出文学界。在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所体现出的破旧立新，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要求。正是在这种“革命”和革故鼎新的社会思潮中，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史界革命”，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向中国封建主义史学提出挑战的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受到普遍的重视，而这些理论和方法论则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传入中国后的产 物。在北京大学等高校，普遍开设了史学导论、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等课程。在北京 大学，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何炳松讲鲁滨 逊的《新史学》等。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史学理论著作，这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大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翻译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这批著作主要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何炳松翻译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6年；李思纯翻译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的《史学原论》，1926年；张宗文翻译瑟诺博司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1930年；向达翻译美国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黎东方翻译法国施亨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1930年；薛澄清翻译美国弗林的《历史方法概论》，1933年；陈石孚 翻译美国塞格利曼的《经济史观》，1928年；何炳松与郭斌佳合作翻译绍特威尔的《西 洋史学史》1929年；董之学译班兹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陈韬译伯伦汉《 史学方法论》，1937年等。此外，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班兹的《西洋史进化概论 》在上世纪30年代初，也都译成中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