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76年末，“文革”已经结束，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仍然充斥着教条主义。“文革”留下严重的创伤。1978年5月，“真理的标准”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打 碎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等精神枷锁，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这一切，使包括世界史研究在内的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孕育着新的突破。1978年6月，教育部决定组织编写历史学基础课和 专业课的教材。同时还制定了历史学教学方案。与此同时，全国20余所院校的世界史学 者开始编写新的《世界通史》的准备工作，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世界史的 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开始恢复。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已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 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 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新时期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所以取得丰硕成果不是偶然的。首先，我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在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科学的认识并给予了正确的评价。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的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期，没有进化历史观，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能够体现出“新史学”精神的史学理论研究。“五 四”之后，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以它为理论基础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20世纪初，西方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新史学”也是中国历史学家使用最频繁的术语之一。在21世纪初的今天，同样是这样；所不同的是，20世纪初的“新史学”是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而在21世纪初，则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是否可以说，以年鉴学派为核心的法国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当分析二战后传入中国，并产生积极影响的西方史学时，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当首推法国年鉴学派。
    为了清楚地认识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特别是它传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有必要对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及其在中国的影响，首先作一简单的回顾。
    20世纪初，“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中国新史学，即用资产阶级史学代替封建主义的史学，是梁启超“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注：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在中国史坛破旧立新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最早、最系统地将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是现代历史学家何炳松。
    何炳松1916年归国，次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在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 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 出版。除《新史学》（1922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4年），绍特威尔 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 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新史学》 原出版于1911年，书中汇编了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鲁滨逊历年发表的论文和演说，集 中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
    不仅何炳松对鲁滨逊及美国“新史学派”倍加推崇，陈训慈、陶孟和、衡如、谷风池等学者也纷纷撰文，高度评价“新史学派”。他们一致认为“新史学派”所倡导的扩大 历史研究的范围；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用进化的观点观察历史变化；强调人 类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成长过程，以及明确指出史学的功能是了解现实，预测未来， 人们完全可以利用历史知识造福于社会等等，使中国史学家对“科学的历史学”有了不 少新的认识，引起了大家对史学理论问题的兴趣和关注。鲁滨逊的上述观点令中国史学 界耳目一新，对20世纪初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何炳松在《新史学·译者导言》等文章中，对鲁滨逊的史学思想给予高度评价。新史学的“新”首先体现在历史观方面。还表现为“综合历史观”和新的研究方法。他十分赞同鲁滨逊主张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他说：“‘新史学’要脱去从前那种 研究历史的限制。新史学这样东西，将来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够利用 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注：《何炳松文 集》第3卷，第40页。）这同鲁滨逊强调要用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经 济学、地理学、法学和心理学进行历史研究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何炳松译介鲁滨逊《新史学》，并不仅仅是在介绍一本新书，或一种新的历史流派，而是在介绍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而这种新的历史观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又是和中国史学正在进行的“革命”联系在一起，彼此相互呼应，因此很快便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朱希祖、谭其骧等人都对何炳松译中译本《新史学》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谭其骧将这本著作，和当时中国史学发展所面临的任务联系在一起，指出它对我国史学界，起过一定的破旧立新的作用。（注：见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