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年鉴派史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广为人知，在8 0年代以后面世的各种类型、各种版本有关西方史学史著作中，几乎都会涉及到年鉴学 派。认为年鉴学派代表了西方史学的主流方向，对中国史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 早在“文革”前，却早已有介绍。例如，张芝联先生1960年在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学 时，就曾经介绍了年鉴学派。在8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新的发展时期，张芝联先生的《法 国年鉴派史学》（1978年，见《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代序，三联书店，1995）、李幼 蒸先生的《法国当代历史思想》，（《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较早地对年鉴派史学思 想进行了介绍和评析。中国学者对年鉴学派的发展变化，以及各种研究成果的问世十分 关注，对它的研究介绍和评价至今方兴未艾。（注：参见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 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29-235页。）
    关于法国年鉴派--新史学在中国的回响，它作为一个过程正在展开，现在很难做出完整、系统的概括；但是，在当代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它的影响却毫无疑义是多方面的。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历史表明，年鉴学派在中国的回响和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交融的广阔背景下，在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方面，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
    近代以来外国史学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上述简要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的现象。明确这些，对新世纪中西史学的交流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西方史学的传入，以及西方史学在中国的回响和影响，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这一切与时代同步，它虽然直接表现在历史学学科上，但却反映了时代的呼唤和要求，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20世纪初，社会进化史观成为我国早期 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严重的民族 危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前后，价值观的多元取向以及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使 包括西方史学思潮在内的学术思潮异常活跃；而唯物史观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并广泛 宣传，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是风云变幻的中国社 会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学习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的热潮，这是当时中国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特点的具体反映。“文革”结束后，西方史学的传入及回响 ，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 特点和标志之一。这自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 展阶段的直接产物，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表现。
    其次，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文化选择，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从来都是和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社会和历史学学科发展的特点所决定，西方史学的传入，以及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其主流始终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营养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史学。因此，中外史学的交流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那种脱离中国史学实际的“交流”实际上是盲目的、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一种被动的“接受”。我们应自觉地抵制一种有害的倾向，即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妄自菲薄；而对外国史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则盲目夸大，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夸夸其谈。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应该加强对西方史学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或人云亦云，浅尝辄止。外国史学理论是外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它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本质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 从中国史学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一步将对外 国史学及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紧紧地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在一起。
    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并产生积极的回响，但没有代替中国史学，也不可能代替中国史学。当代的中国史学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史学只能与外来史学的碰撞、交流和交融中，才能显示出它区别于其他史学的独特魅力，朝气蓬勃地融入世界，走向未来。但无论是交流还是交融，都不是简单的“移植”或“同化”，而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着与时代相适应的更加辉煌的中国新史学、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