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是20世纪初摧毁中国封建主义史学的一种武器；那么，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则是世纪之交，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从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去看，这座“桥梁”的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首先，反映法国年鉴学派理论与方法的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
    1989年，J·勒高夫、P·诺拉、R·夏蒂埃、J·勒韦尔等主编的《新史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新史学》所选的12篇论文，包括“心态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和“结构史学”等，均出自法国年鉴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手。
    曾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经济、社会、文明年鉴》主编之一的J·勒高夫为《新史学》写了“中译本序”。他分析了当代法国史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史学在“历史的加速发展压力下发生了变化。在我们这个有着飞机、电视、火箭与卫星的世界上，这一历史的加速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与信息交流、通讯发达的进步紧密相联的”。他还具体阐释了法国“新史学”的渊源和特点：他认为这是一场深刻更新着史学的运动，“我们给予了这个运动以‘新史学’这一也许并不那么谦虚的标签。然而我已 在此文中指出，我也希望在此再次指出的是：这一‘新史学’如果不是追根溯源到古希 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话，起码可上溯至启蒙时代和19世纪的一些大史学家。人们 可以接受或批评这些史学新方向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但其基本的一点是人们坚信历史研 究应当伴随着理论思考的工作和各种方法的创建工作”。他特别强调“应当‘思考’历 史学并使历史学适应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渴望--这是一种在世界、社会的演进、变化中 理解世界、社会的渴望。所有好的史学都是新的，因为它意识到历史在变化着，意识到 历史科学也随着历史本身的变化而变化”。（注：勒高夫等：《新史学》，上海译文出 版社，1989年，第1-4页。）这一切对于改革开放，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来说，无 意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J·勒高夫等主编的《新史学》中文本问世之前，J·勒高夫等主编的《研究历史》一书的简缩英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1988年译成中文出版，书名为《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J·勒高夫等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阐释了这样一种“新史学”的理念：“如今，史学领域毫无界限；史学沿着突破的线路或地带之间的地区有的尚待开发，有的则已挖掘殆尽”。（注：勒高夫、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5页。）这部著作在方法论方面，也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问题史学--分析史学--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等等，使人们对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理论与方法，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
    1992年，年鉴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之一--《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学辩护》）的中文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马克·布洛赫不仅强调“由古知今”，而且强调“由今知古”。“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否则将一无所知。如何做到“由今知古”？马克·布洛赫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倒溯法”。在他看来，一些人认为历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与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是完全一致的，这显然是一种误会。在历史研究中，从已知推向未知是完全正常的。他说：“为了阐明历史，史学家往往得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他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永远静止不变的景象强加给每个阶段。史学家所要掌握的正是它在每个阶段中的变化。但是，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必须从已知的景象入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推土机的铲子”。（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8页。）他认为，只有历史学这一门学科，既研究已死的历史，又要研究活的现实。
    关于史料，马克·布洛赫将其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类。前者主要指公开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相关的报道等等。这些史料的作者或整理者“有意”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这些影响时人和后人；而后者主要指政府各类档案、私人信函、各类文物等等。同前者相比，这些史料大多是“无意”留下的历史痕迹。虽然不能否认前者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但后者更可信，价值更高。马克·布洛赫虽然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辨伪，但并不盲目崇拜史料，而是强调要揭示史料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内容。他还明确的划去年鉴派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界限，即不是信奉“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而是强调历史 研究的问题意识。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或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开辟了“问题史学” 的广阔道路。这在另一位年鉴学派领袖吕西安·费弗尔那里讲得更加明确：“提出问题 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注：马克·布洛赫：《历史 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0页。）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大多数 历史学家的共识。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曾任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年鉴》杂志主编之一，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重要代表。他的两部代表作《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已经先后译成中文出版。《蒙塔尤》一书 被认为是“精神考古学”的杰作，是一部典型的心态史作品。在此之后，勒华拉杜里在 《罗曼人的狂欢节1579--1580》（1980）、《说奥克语地区的钱币、爱情和死亡》（198 0）和《茉莉花的女巫》（1987）等著述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心态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1973-1993年，勒华拉杜里对他的史学理论与思想进行了总结。先后出版了《历史学家的领域》（2卷本）、《在历史学家当中》（2卷本）。《历史学家的领域》一书的第2卷，在译成英文时，其第2卷单独成书，书名为《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中文本即据此译出。该书由勒华拉杜里的几篇论文和演讲组成。主要内容是宏观史和“人口--生态”历史；对16世纪法国农民为例，对“心态史”的具体诠释；法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 道路；历史研究中的人类学和谱系学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这本文集勒华拉杜 里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或者说，是了解勒华拉杜里史学思想的入门书。他的心态史 学的理论与研究实践，以及他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的努力与贡献，都使人们耳目一新， 留下深刻的印象。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年鉴派史学思想集大成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主要代表作，几乎都有中译本。这些著作主要有《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3卷本），三联书店1992年；《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2卷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2卷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几部著作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如果说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奠定了方法论与组织基础，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历史学家在布罗代尔的领导下，就继承、发展了这个传统，并利用五十、六十年代法国经济繁荣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经济社会史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出版大量历史著作，从而扩大了年鉴学派的队伍与影响。这种影响的泉源，从学术上说，主要来自布罗代尔的史学实践，包括教学、著述和编辑方面”。张芝联先生的上述评析，准确地概括了布罗代尔的史学贡献，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