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23日至26日，中国社会史第三次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四川大学主办，参加发起和赞助的单位有南开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历史研究杂志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武汉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会者来自19个省市69个单位，共13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天津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等还提供或展示了新近出版的《清人社会生活》、《袍哥与土匪》、《中国秘密社会》、《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等10余部社会史专著。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盛会。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与现实社会”，讨论重点为“中国家族、家庭的历史与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会议期间，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集中就家族与家庭、婚姻、秘密社会、社会结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史的学科建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气氛热烈，内容丰富。此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研究、讨论切近现实，不仅对历史问题进行探讨，而且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以及社会现实问题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和角度。同时也为认识国情、民情，总结历史经验，尽了史学工作者的一份力量。现对会议集中讨论的一些问题，综述如下。
    一、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方法、意义诸问题
    自从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兴起社会史研究以来，许多学者就十分重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方法、意义亦即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诸问题的探讨。继前两届研讨会之后，这次研讨会又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尽管对于这个问题未能取得共识，但对社会史研究者按照各自的理解架构社会史学科体系、深入开展社会史研究是有裨益的。
    王先明（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浅谈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史研究的贡献》一文，通过对社会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指出社会史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而且在社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还将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发挥巨大的作用。他说，对西方社会学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社会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产生了间接的、却是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进程来看，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从事“社会史”研究及其社会史研究的范式、方法、角度为西方社会史学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印证。无论是从“社会史”的学术概念还是从“社会史”的研究范围、方法来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先行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史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思想武器，新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概念的引入，并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作用。（详见本期王先明文）
    崔树民（中共山西省委党校）认为，社会史研究应注意三个坚持：一要坚持与历史的整体结合，完整地再现历史，由局部扩大到总体，由表层深入到本质，避免过于侧重描述细枝末节的弊病。二要坚持联系现实，为认识国情而作贡献，避免脱离现实生活的弊病。三要坚持着眼未来，通过社会史研究认识未来社会的发展，避免埋头钻故纸堆的弊病。总之，应多做宏观探讨。
    有的与会者认为，在注重宏观研究的同时，不应忽视微观研究。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必经阶段。由微观到宏观，再由宏观到微观，循环往复，才会有所发展。当然，对于微观研究应有选择，选题要有价值，避免杂乱琐细和纯客观描述。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说，不对细部进行解剖，便不可能对总体进行概括。有人对专题史研究存在偏见和误解，认为专题史研究与宏观无关。事实正好相反。西方理论构建多由专题开始。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关于易洛魁部落的研究即是以小见大，决非与理论分离。至于专题史研究中存在着的纯客观描述、堆砌原始材料等弊病，那当然是有害无利、应该避免的。
    王笛（四川大学历史系）认为，目前社会史研究刚刚起步，不宜过多地去考虑构建体系和框架，而应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社会史学科的体系和框架来，并且要允许有个人特点，不必划一。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一文界定了“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认为社会文化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共同构成文化史的三个层次。社会文化史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即一定时期的社会组织、制度、道德、风俗习惯、娱乐方式、传播方式、语言文字等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她还论述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及意义等。
    王挺之（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社会学方法与社会史研究》一文指出，近年来我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主要还是运用传统的治史方法，很少借用社会学的方法和概念。而国外史学界的社会史研究中借鉴社会学方法和概念已很普遍，诸如社区、行为、功能、社会集团、结构图解等。当然，对其他学科方法、概念的借鉴并不等于放弃传统的治史方法，传统史学的叙事性描写和逻辑演绎仍是社会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李华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通过对新中国史学研究的回顾及中外史学研究对比，展望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前景。他说，如果对建国四十年来历史学研究的走向作一个鸟瞰式的回顾，那么，前三十年由于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丰富多彩、错综复杂、有血有肉的历史简化成了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的政治斗争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史学研究踏上了反思的道路，文化史研究的崛起，成为历史学走出低谷的抉择。为了适应现代变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中断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重新发展，随即成了史学研究新的热点。把上述走向和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发展取向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两者颇为相似。从政治史到文化史再到社会史，大体上是中外史学研究的共同走向。中国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从外因看，固然受到了国外史学研究发展潮流和趋势的影响，但其内因还是出于中国史学研究走出低谷的要求和史学变革自身的张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前程无量，它必将在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参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