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周天游（西北大学历史系）探讨了两汉时期盛行的复仇风气，认为其历史渊源是原始血亲复仇；封建宗法关系的强固和轻死重气、崇尚名节的风俗是其社会基础；而汉代重礼轻法、以孝治天下、春秋决狱的产生，封建道德与法律的一致性为其提供了合法的理论依据（详见本期周天游文）。屈小强（四川文史研究馆）考察了傩文化，即巫祝祭祀文化在商、周时期产生、盛行的原因和演变及傩舞、傩戏对后世戏剧的影响。吕凤棠（杭州大学出版社）通过《夷坚志》考察了宋代的巫术民俗。
    对社会问题和弊病进行历史考察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唐代剑（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开展历史社会弊病研究的意义》认为，考察历史上的社会弊病及滋生原因，可以使人们对现实问题之来龙去脉有完整认识，找到清除它们的着手点，历代的防治措施得失还可以提供借鉴；同时又可丰富人们的生活经验，加深对旧制度罪恶的认识，增强改革信心。其学术价值在于：可以克服史学研究的片面性，使史学阐述更为生动、形象。
    对历史上社会问题的考察大体集中在赌博、贿赂、卖淫几个方面。
    对于赌博，论者一致指出它是败坏风俗、危害社会的陋俗恶习，又分别对赌博在历代的表现及特点进行了探讨。罗新本、许蓉生（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的《赌博与文化》认为，赌博因同时具有娱人心神和获取钱物的功能，所以自人类社会出现一直活跃至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各时代各类不同人物参与其间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他们具体分析了魏晋南北朝参赌人员的文化心态，认为这一时期赌博盛行是汉代敦朴厚重风气转为放诞疏旷的一种表现。由于文化背景等差异，士族参赌以文化上认同风流和表现自我为主，而庶族则以追求钱财为主；士族多趋向技谋型赌博，而庶族则多采取机遇型赌博。葛承雍（西北大学历史系）在《论唐代社会中的赌博浊流》中提出，唐初鉴于隋亡，曾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禁赌法律，规定了处罚刑律，同时界定了赌博与游戏的区别。但法律不能铲除犯罪土壤，随着统治集团的沉淫、颓落，赌的刺激性和趣味性又使娱乐游戏变为攫取钱财的违法行为，赌博陋俗遂再次风靡。杨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清朝禁赌刍议》中指出，清代统治者禁赌较前代严厉，将赌博与乱民、盗贼、娼妓列为四大恶习，并把禁赌列为地方要务，通过严禁造卖赌具、取缔赌场、制裁参赌人等措施打击赌博，在清前期曾收到一定成效。但由于禁赌本身存在问题如刑律纷繁复杂，多成虚文，朝令夕改，愈趋宽弛等原因，未能禁绝。在讨论赌博问题中，还有人提出，赌博屡禁不绝的社会原因是贫富悬殊，不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赌博就不会消失。
    杨代欣、江玉祥、高大伦（四川大学历史系）在《成都地区卖淫嫖娼的社会学分析》中考察了古代娼妓的产生与成都地区妓业发达的历史原因，以及近代成都地区私娼人数、来源、开业地区、卖淫方式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并探讨了娼妓的社会地位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作者对近年成都地区出现的地下卖淫嫖娼活动进行了调查，并运用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分析。赵荣光（黑龙江商学院）的《青楼与明清饮食文化》侧重从饮食文化角度观察了青楼的存在及其历史原因和作用。
    严昌洪（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谈谈近代“三鸟”之害》论析了近代中国烟、赌、娼三个社会痼疾。他认为，近代“三鸟”之害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化有关：西俗东渐产生了负面影响，又受到在华殖民势力的纵容，助长了三鸟之害；社会经济畸形发展，商品经济活跃、都市化程度提高，为奢侈性消费提供了经济基础与场所；失业破产工人、农民猛增，大量进入三害队伍；社会变革使传统道德受到冲击，新旧道德青黄不接，亦助长个人偏离行为产生。他特别指出，对三害危害性的认识不能停留在道德评价上，更应看到巨大的奢侈性浪费和众多的游民阶层，使中国近代工业缺乏资金和劳力，影响了中国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唐代剑的《中国封建官吏行贿受贿问题考察》认为，官吏行贿受贿，破坏了封建制度的正常功能，以贿选官，造成官吏冗杂、素质低下；以贿代法，造成法不压众等后果，促使统治阶级整体腐败，从而危及统治。历代统治者采取建立严密的监察制度、惩贪奖廉、增加官吏俸禄以养廉等措施。但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因此，不摧毁封建官僚政体，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一社会弊病。吴观文（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在《关于贪污、贿赂之历史考察》中指出，贪污与贿赂伴随国家和官僚制度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官僚政治的发展而蔓延。他考察了自夏、周时期至近现代的官场贪污、贿赂现象，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贪污贿赂是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官吏是君主的统治工具，只对君主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当官都是为了升官与发财，所以必定尽量搜刮，同时进贿输财以求高升；另外，旧官场习惯“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吏俸禄、地位、生活无保障，所以也必定尽量捞取。作者还以历史经验为借鉴，提出了防止、惩治腐败的一些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