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研究》与王笛（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清代县府结构与知县任职规律》对官吏群体与官府机构进行了研究。前者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考察了西汉时期高中级官员籍贯分布的时代变迁及对社会的影响。认为西汉时高中级官员密集分布于渭水流域至黄河下游这条中轴线上，影响其分布的因素主要是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区域文化发达程度与政府的文化取向，政权核心人物的籍贯与选官制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又指出，西汉初年主要是丰沛籍元老功臣当政；文、景时高官中中原人居多；武帝时高中级官员籍贯分布开始广泛，关中居首，中原居第二，齐鲁居第三，至西汉末齐鲁跃居首位。这种分布格局及变迁对阶级关系、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文化、区域关系都有影响，最终引起政治、文化中心东移，后汉都城东迁。后者则以计量分析方法，统计了清代四川部分州县县级政府结构、机构设施、各部门关系、权限、员额、官俸、知县籍贯分布、各种功名出身所占比例、任期等，并同全国作了比较。
    陆兴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民国时期工人的工资和家庭消费状况简析》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工资制度、工人实际收入与家庭消费状况。他指出，由于时代特征，形成了民国时期企业工资的四个基本特征：一、工资等级数目多，级差小；二、工资关系复杂，合理与不合理交错表现；三、工资形式繁杂多样；四、大多数人工资水平低下，难以维持生活。从整个变化趋势看，工人实际收入处于下跌状态，特别是抗战爆发到全国解放前，这种跌落逐年加剧。
    此外，魏启鹏（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巫医与中国古代社会》探索了巫医与上古巫师集团的关系及其工作职责范围、参政活动与社会地位的变化。魏志江（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宋代后妃研究》论述了后妃干政、摄政的历史。
    关于人口问题，汪润元、勾利军（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试论近代中国农村中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首先考察了近代中国农村中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调、食物匮乏、土地占有严重不均等现象，证明近代中国农村中存在大量过剩人口。进而指出这一严峻事实给农村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如下影响：耕地被无限细分，农民在狭小耕地上精耕细作；低效率、高收益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营式农场被人口巨浪淹没；农民极度贫困限制了对先进农具的采用。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近代中国农村由于人口压力过大和生产关系的反动，任何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努力都会遭到严重阻碍；大量过剩人口存在几乎排除了中国向资本密集及非集约型农业发展的可能性。吴文（四川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四川彝、苗、藏等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关于少数民族人口与分布、家庭结构、婚姻生育等方面状况的调查报告，为研究民族史和制定现行政策，提供了参考资料。
    自从1986年首次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召开至今的短短四年时间里，社会史研究已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可以预言，随着这一学科日益为学术界和社会所关注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我国社会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