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婚姻问题
    彭邦本的《周代上层贵族家庭的媵婚制及其社会功能》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历史文献、金文及民族学资料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指出媵婚制似乎在传说的帝尧时代就已出现，中经夏商，直到周代，媵婚制从内容到形式发展得颇为复杂、完整。媵婚制在周代不仅构成了上层贵族的主要婚制，而且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媵婚制以血缘认同意识调节妻妾纷争，使上层贵族宗法家庭核心得以稳定；其次，媵婚制为上层贵族带来多妻多子，保障了宗法世系的继嗣，扩大了统治阶级基础，维护和稳定了统治秩序。再次，媵婚制以联姻为手段，使周代宗法分封的基本政治体制增强了横向联结。西周晚期以后，尤其是入春秋以后，周室已沦为一般诸侯的地位，上层贵族的婚制也随之出现废弛之势。至战国，媵婚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李衡眉（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战国时代的婚姻与家庭》一文论述了战国时期的婚姻礼俗，指出其不同于春秋时期主要表现为严男女之别，重煤妁之言，倡“必婚”、“有后”之为，开婚姻外交之局。战国时期的家庭形态上承春秋，下启秦汉，有其独特的时代风貌。就阶级构成来说，大致可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家庭，其中平民家庭是主要形态。
    吕一飞（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北朝鲜卑婚姻考述》一文考察了北朝统治民族拓跋鲜卑的婚姻习俗，如同姓相婚；妻后母，报寡嫂；妇女婚姻有相当的自由；妇女专持门户，以妒忌挟制丈夫以及鲜卑婚礼仪式。他指出，从鲜卑婚姻习俗中可以看出它包含着氏族残余的若干成份，并对隋唐之间的婚姻习俗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蒋文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云南少数民族早期婚姻形态研究》一文指出，云南少数民族早期诸婚姻形态按历史发展顺序为：血缘婚，级别婚和氏族外群婚，非等辈婚（又称异辈婚），对偶婚及父系氏族外婚，父权制诸形态婚及一夫一妻制。从云南少数民族中大量的早期婚姻遗存可以看出，摩尔根、恩格斯所论述的人类婚姻、家庭和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依次发展的阶段及规律与此是一致的。但是摩尔根在解释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中，其间加了父权制家庭从对偶婚及一夫一妻中分裂出来的说法，则是不科学的。恩格斯虽然纠正了摩尔根这一错误，但是他又把父权制家庭与一夫一妻制等同起来，从而忽略了对偶婚晚期形式，即未对父权制对偶婚作充分的解释，以至使得后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对偶婚只属于母权氏族公社，事实上云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并非如此。
    盛义（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冥婚考述》一文对冥婚（又称阴婚）的历史沿革、形式、中介与仪式作了考述。他指出，有关冥婚的最早记载见于《周礼》，所谓“禁迁葬者与嫁殇者”，“迁葬”就是冥婚。周朝虽然对冥婚明令禁止，然而这种陋习还是传承下来。史料表明，它从先秦出现以来直至民国年间，一直流行不衰。
    有关婚姻问题的探讨，还有王奇生、伍野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时期离婚问题初探》和文献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婚姻文化的传统主旨与现实》等论文。
    四、秘密社会问题
    秘密社会问题以往研究基础较为薄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在这次会议中，这一课题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内容大多集中在近现代。
    秦宝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孟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秘密社会的性质与社会功能》对中国秘密社会的发展史作了分期，并对各个历史时期秘密社会的性质与社会功能等进行了论述。秦宝琦的《清代秘密社会的源流与发展脉络》详述了各个帮会、会党的来源、形成和发展。赵清（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袍哥与土匪》、何一民（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啯噜与哥老会》、沈传经（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近代西北地区的哥老会》分别论述了哥老会的产生、发展和活动。许绵永（湖北教育学院政史系）的《义和团运动时期长江流域的会党起义》专门论述了哥老会组织的自立军起义经过和失败原因。李天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帮会与上海社会》详尽阐述了上海青、洪帮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上海社会的关系。蔡少卿（南京大学历史系）则认真调查、分析了当代社会一些帮会组织重新抬头的现象。
    关于研究秘密社会的意义，赵清认为，秘密社会的存在，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如能洞悉其中奥秘，必能增强人们的识别与抵制能力，对它开展研究，对全面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国情、民情，对社会稳定等都有很大意义。他又具体提出，四川的袍哥（哥老会）、土匪的兴衰与中国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联系，是研究清史、近代史不可缺少的部分。
    关于帮会、会党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基础，与会者分别结合各地帮会产生的具体史实进行了论述。赵清认为，袍哥在四川产生和恶性发展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四川经济落后，人口大量增长，大批破产农民成为游民；二是军阀混战，各地成为独立王国，加之群众破产，致使土匪队伍扩大；三是革命力量弱小，反动势力强大，袍哥兴汉灭满、杀富济贫等宗旨符合人民心理；四是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国民党与地方势力利用袍哥势力；五是成都、重庆两大繁荣都市吸引了大量游民。以上原因使得四川的袍哥组织成为突出的典型。何一民指出，清代前期在川边山区出现、后来演变为哥老会的啯噜组织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清初邻川各省向四川大量移民；啯噜是四川人口压力和阶级矛盾的产物，是棚民、厂民、游民等下层民众为争取生存权利结成的民间秘密组织，沈传经也提出游民是近代西北地区哥老会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游民是秘密会社的重要社会基础已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李天钢从法制角度立论，认为在现代法制尚未建立、健全的地方，帮会存在是必然的、合理的。与会者有的还指出，社会不安定是帮会产生的根源。蔡少卿分析了当代一些地方帮会组织抬头的特定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一、改革、开放引起新旧体制、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不安定因素；二、由于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市场黄书泛滥，毒害了一些青少年；三、城市无业人员、流动人口增加；四、外来黑社会势力渗透，使沉渣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