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社会与各帮会组织的性质、社会功能、作用与评价问题是与会者集中探讨的问题。秦宝琦、孟超提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如同秘密社会的组织、活动形式不断发展、变化一样，其社会功能也并非一成不变。旧中国秘密社会可分为两大系统，即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教门系统和以天地会为主体的会党系统。秘密会党从清初到康熙末年，是异姓兄弟结拜，即会党酝酿时期，其斗争矛头指向清朝贵族，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参加抗清斗争，并在斗争中起组织、领导民众的作用。从雍正初年到天地会创立，是会党正式形成、初步发展阶段，其性质由反抗清朝贵族过渡为反抗地主阶级经济压迫，社会功能主要有在下层人民的自卫抗暴中起组织、桥梁作用以及在贫苦人民中实行互济互助等。从天地会成立到1840年，是秘密会党成长壮大时期，其社会功能除了组织人民自卫抗暴、互济互助、促进人口流动、加速边疆开发等以外，落后性与消极功能如拉帮结伙、恃强凌弱、诈骗盗窃等也明显起来，鸦片战争后，秘密会党从农村转向城市，日趋反动，成为一股破坏力量，基本丧失了进步性。秘密教门从南北朝到元末属于宗教异端，未形成严密组织；从元末延续到清末，出现了以白莲教为代表的名目繁多的秘密教门，成为一种越轨性的民间秘密结社；清末以后，秘密教门演变为会道门。其社会功能除与会党相近外，更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还具有精神信仰、气功治病等独到之处，同时也存在诈骗钱财、诱奸妇女等落后性与消极功能。清末变为会道门后，完全成为一种反动力量。
    对于各地帮会组织发挥的作用及其评价，何一民指出，哥老会在近代反清斗争和反教会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不朽功劳。沈传经认为，哥老会虽无明确政治目标，但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有本能的反抗意识与斗争精神，辛亥革命前，他们便不断进行反抗斗争；武昌起义后，更以各种形式配合革命党人斗争。西北地区的哥老会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许绵永则指出，长江流域哥老会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与清王朝，他们组织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促进了社会各阶级的联合，使帝国主义慑于民众威力，放弃了肢解中国的野心，对辛亥革命的到来起了催化作用。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哥老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对帮会的性质与作用，与会者的评价似有程度上的差异。一些论者提出，秘密会党在辛亥革命等特殊时期虽然起了一定好作用，但总的讲，帮会组织还是对历史的反动，不宜评价过高。王纯五（都江堰市群众艺术馆）、秦宝琦、李天钢等不同意对帮会组织采用“反清复明”、“民族革命组织”等说法，他们都强调帮会只是下层民众的自发组织。李天钢指出，帮会在本质上是君权社会里下层民众保护和扩张自己权利的组织，它们有时虽对统治者构成威胁，但其天然是一切统治秩序的反抗者，被政治运动利用只是其支流。王纯五认为，将帮会赞为革命组织或称之为反动组织都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帮会的社会功能只有一个，就是“以人身依附形成团伙，团结互助”，本身并无明确政治目标，价值取向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由于它具有盲动性，故常为人所利用。还有一些论者强调帮会的复杂性，认为不可一概而论。罗新本（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以四川自贡地区袍哥为例，证明当地帮会所起的作用相当于盐业工人与小工商业者的工会，进而提出研究帮会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蔡少卿、何一民等也认为，帮会组织十分复杂，对它的研究切不可简单化，对其社会功能也不可一概而论。
    王纯五专门探讨了帮会的群体心态及其影响。他认为，帮会反映了旧中国广大民众的群体心态。歃血结盟、崇拜豪侠，依附大爷以求荫庇，借帮会以求团结互助，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并成为中国上、下层社会共同的潜意识。李天钢则特别注意到由于近代上海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帮会组织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比如：传统帮会与权力当局为敌，而上海帮会却常与当局合作；传统帮会很少正当合法经营产业，上海帮会人物则常成为生意人；帮会在上海活动公开化、合法化，帮会人物如杜月笙等也逐渐绅士化。
    此外，杨天宏（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义和团神术研究》揭开了神术之谜，认为它不过是传统气功术、巫术与武术的结合，他还探讨了神术产生并使举国信之若狂的社会基础与文化背景。
    最后，关于现实社会如何对待帮会组织问题，与会者意见略有不同。有的论者列举辛亥革命至抗战时期资产阶级利用帮会、中国共产党改造帮会的历史事实，认为值得参考，并进而提出，与其堵塞，莫若因势利导。另一些论者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要解决帮会问题，必须从其产生根源着手，应采取教育与堵塞相结合的方式，更主要的是避免其产生的社会原因。
    在讨论中，与会者还发掘了很多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如帮会在近代如何从农村向城市过渡，传统会党如何向现代会社变化，新旧社会帮会组织的社会基础有何异同等，认为应该进行进一步探讨。
    五、社会风俗与社会问题
    世风民俗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涉足这一领域，而且有的论著已从罗列一些民俗材料上升为从世风民俗现象发掘更深层的社会本质问题。
    这次会议也有一些论文探讨社会风俗问题。孙立群（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西晋政治与放达之风》提出，社会风气败坏是导致西晋社会动乱、政权崩溃的主要原因。他具体分析了放达之风对西晋灭亡的影响，认为曹魏正始年间的放达之风对司马氏高压政策有一定消极反抗色彩，不失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而元康时期的放达则大多是享有特权的士族子弟一味放浪、纵欲宣淫、醉生梦死，无任何积极意义。西晋的腐朽政治是产生这种丑恶风气的温床，司马氏为首的门阀士族集团带头败坏了社会风气，这种风气终于冲垮西晋王朝。王炎平（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唐代的开放与世风及国运的关系》指出，唐代前后期皆盛行开放，但由于世风、政情不同，对国运盛衰影响也不同。比如：前期学习胡妆崇尚健美而后期崇尚怪艳；前期学习胡舞胡乐格调健康，后期适应统治者纵情声色而渐趋低级；唐初尚武风气助成文治、稳定社会，后期则演变为骄悍好乱，造成时局动荡。他从而得出结论，开放的得失成败取决于政治是否清明，对外来文化是否有正确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