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子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出现于地方城市中已经得到学界的共识，关于子城普及的原因，刘淑芬和朱大渭都认为这种城内之城的出现是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但是，两位作者对于这一点并没有进行太多论述，因此这一结论带有一定想当然的成份，不过不可否认这一猜想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仅仅以军事防御的需要来解释显然并不全面，因为自古至今，王朝在交替时期总是战乱不断，但无论是汉代以前，还是元代之后，在战乱中都没有修筑子城，子城的产生其背后当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因此即使这一观点正确，也只能作为子城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再如，有关中国古代地方城市中街道布局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极少，相关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基本都认为受到唐代坊市制的影响，唐代地方城市中的街道大都是十字街，并以十字街作为判断城址年代的依据。但是，即使这一观点正确，其论证的都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坊市制→十字街，但十字街并不能→坊市制。因为在中国古代十字街的产生还有别的原因，如明代的卫所等等，因此显然不能用十字街作为判断城址年代的依据。
    又杭侃在其博士论文《中原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中提出“宋元城市较隋唐城市更多地考虑了军事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中央对地方城市采用哪一种规划手法似乎没有硬性规定，故十字街和丁字街两种规划在不同行政建制等级下的城市中都可以采用”（第49页），并认为丁字街的出现，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但仅用军事防御的需要来解释街道布局由十字街转化为丁字街，在逻辑上也存在问题，如在战乱频繁，城市防御也非常重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岂不也应该流行丁字街？即军事因素是丁字街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七）以都城的研究指导地方城市的研究
    中国古代的都城与地方城市之间在城市形态上是否具有相似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是至今难以说明的问题。但在一些研究中，往往以都城的研究来指导地方城市的研究。
    如现在普遍接受的，唐代地方城市中存在规整的坊的观点，主要来源于对隋唐长安、洛阳的研究。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都是新建的，可以不受原有城市的影响，将坊设计成非常规范的模式。但唐代的地方城市，有些是在前代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是自发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一定能形成与都城一样整齐划一的坊。
    此外，在很多综合研究中，城市形态演变的分期基本上以都城为划分标准，比较典型的是曹洪涛《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和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这种研究思路基本上忽略了地方城市发展的自身的特色，也局限了对地方城市的研究。斯波义信非常准确地指出了这种研究方法带来的问题：“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通常认为：用长安、洛阳、北京之类模式足以千篇一律地概括中国城市的全部，这种观念堪称根深蒂固，因此难以有普遍意义上的真正的城市论，或城市形态论、城市生态论方面的科学研究；在城市整体性研究中，也无法就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相对辨析、类比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之所以难以展开，很大程度上是受上述第一印象的影响和资料存在状况的制约。”（63）
    （八）研究内容的局限
    在以往城市形态的研究中，无论是综合性研究，还是区域、个案的研究，对城市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外部形态、街道、城墙、城市规模上。诚然，上述内容是城市形态的重要组成要素，但是城市中的其他要素，如衙署、庙学、祠祀、市场等不是被完全忽略，就是仅偶尔提及，这大大局限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认识。如果这些最为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那么如何产生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整体上的正确认识呢？
    （九）统计方法的误用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平均数”的误用。由于平均数并不能反映一组数字的离散情况，因此在统计学中较少使用平均数来进行分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99和1的平均数是50，51和49的平均数也是50，虽然平均数相同，但是两组数据代表的实际情况差异很大。具体到城市研究中，以往对城市规模的研究之所以出现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就与平均数的使用有关。如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对宋代城市的行政等级与城市周长进行了分析（第307页），在文中斯波义信使用平均数来表示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的城市规模，其结论认为行政层级与城市规模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根据斯波义信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宋代城市规模与城市行政等级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仅为0.66，并不是很高。而且，更为有意思的是，就斯波义信划分的三个区域的城市行政等级与规模的相关性而言，华北为0.71，华中为0.68，华南为0.81（江西为0.73），显然华南和华北城市规模与城市行政等级的相关性要高于华中，或者说华南、华北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城市规模的差异要大于华中地区。按照斯波义信的解释方式，那么华南、华北地区城市化的水平应该高于华中，这正好与他用平均数得出的结论相反。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主要是因为斯波义信提供的数据中，同一行政等级城市的周长存在较大差异，如果用平均差来衡量的话（64），华北地区下位治所平均规模是4.1里，平均差为2.15；华中地区下位治所平均规模为3.7，平均差为2.95；华南地区下位治所平均规模为1.5，平均差为0.42。这再次说明了平均数的局限性。
    在这里还需要对“数字描述”和“文字描述”作一个简要的说明。计量方法在当代地理学中早已广泛应用。虽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应用计量方法的热潮，但当前已经不是研究的热点，而且很多研究者认为数字并不能用于描述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活动。其实数字和文字都是对事实的描述，只不过现在人为的割裂了这两种方法。在综合的整体研究中，由于研究的是整体特征，数字比文字往往能更准确的描述事实。因此，即使是为了更准确地进行描述，也必须要掌握一些基本的计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