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断代城市形态的研究
    断代的城市形态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研究时段上的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和唐代，其他时段的研究则较少，尤其是明清时期地方城市形态的研究，除了一些个案和区域研究之外，缺少总体性的研究。
    先秦时期城市形态的研究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城市考古工作的发展，随着经过考古工作的先秦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除了个案研究之外，有些学者开始对先秦时期的城市形态进行总体研究，并出版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12）。
    由于受到坊市制研究热点的影响，唐代地方城市形态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宿白的《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认为唐代地方城市的行政等级与坊的数量存在对应关系。但根据现有研究，幽州、扬州、苏州坊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宿白推定的其行政等级所应有的数量（13）。而且唐代一些地方城市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形成整齐的坊市和街道。相关的研究还有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14），以及以扬州、成都等大城市为代表的唐代城市的个案研究。
    第二，由于是断代的研究，缺乏对某些城市形态要素长时段的把握，因此对城市形态的某些认识并不全面，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如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认为“由上所述得知，北边边城的形制大体上是由牙城、子城和罗城，或由东、西二城组成。这种形制大体上是模拟唐长安和洛阳两京的形制”（第194页）。实际上地方城市中的子城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形成（15），与唐长安和洛阳并无关系。
    第三，借用普遍性的观点作为断代研究的结论，而放弃了以断代为基础的客观分析。
    如关于唐代地方城市的个案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基本上都局限于“坊市制崩溃”和“中世纪城市革命”的框架之中，先入为主地认为地方城市有着与都城类似的坊市结构，受到整齐的坊市的影响，唐代地方城市的街道也较为规整。如蒋忠义的《隋唐宋明扬州城的复原与研究》，从明代扬州入手，利用考古和文献资料逐步复原了宋、唐、隋的扬州城，对隋唐扬州城的历史、城址位置变化以及布局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扬州与长安、洛阳一样有着封闭的里坊，但文中扬州城本身的依据并不足以支持其结论。又如李裕群认为扬州城的里坊并没有严格照搬都城的规制，作者将这种差异归结于商业性城市对里坊制度的突破，并认为宋代开放式街巷布局可以追溯到扬州（16）。虽然李裕群的观点是对以往地方城市中整齐的坊市制观点的突破，但作者仍然受到这一观点的束缚，认为扬州的坊市制是当时的特例，这点非常遗憾（具体参见下文的分析）。
    又如周长山，认为汉代的地方城市“一般来说，普通县城的城郭周长为1000-3000米；郡治所在的县城规模要稍大一些，为3000-5000米”（17）。但根据其在文后所提供的数据，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因此作者的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以往的综合性认识，即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的行政等级影响了城市规模，而忽视了对数据本身的客观分析（具体参见下文的分析）。
    （三）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的综合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综合研究论著较多，也先后出版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著作（18）。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综合研究大致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论述方法：一种是以时间为坐标，梳理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发展脉络，在各个时期，除了都城之外，对地方城市举例论证，并提出一些总体性的观点，如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董鉴泓《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曲英杰《古代城市》、曹洪涛《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另外一种方法是，除列举一些地方城市的个案之外，还对构成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一些要素进行分析，如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张驭寰《中国城池史》。前一种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见后文分析；后一种研究方法本来应能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实际研究中，一方面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缺乏可以参考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方法中存在不完全归纳、感性认识等问题（参见后文），因此得出的有价值的观点不多。
    由于综合研究代表了当前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的最高水平，我们对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的了解也基本来源于此，下面对其中代表性的论著进行简要分析。
    曹洪涛《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虽然名为“中国古代城市”，但实际上重点分析的是各个时期的都城，地方城市主要是从经济、政治等角度进行的简单叙述，罗列了当时主要城市的名单，基本没有分析地方城市的形态，整体上缺乏新意。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是作者多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言稿以及一些个案研究的汇编。该书首先通过介绍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一些典型城池，描述了中国古代城池的发展脉络。然后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一些构成要素，如城墙、城门、城市外部形态、城内街道、城内功能建筑等作了简要介绍。该书存在很大不足：首先，在观点上缺少新意，同时缺乏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特征和发展过程的总结和归纳；其次，书中所附的城市复原图，大都没有利用最新的考古成果，比较粗糙；最后，书中存在一些错误，如书中一再强调《周王城图》对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影响，并认为《周王城图》绘制于战国时期，但实际上该图是根据《考工记》绘制的，成图时间较晚，且作者并没有提出该图对地方城市形态造成影响的证据，因此使该书这一主导性的观点显得苍白；又如他说“周成王即位掌管，一切政权由他主持，周成王及时迁都到洛阳。这时西周变为东周，大规模建设洛阳城”（第10页），这是一个明显的常识性的错误。且作者在序言中认为，“我国多年以来，对城池建设方面的论著，专书甚少，专著更不多见。在这方面留下来的只是一些人对城市片面的看法与见解”，对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现状的评价显然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