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战场几乎都在大反攻，欧洲战场上盟军已解放法国、南斯拉夫，逼近德国本土；太平洋战场上美军越岛进攻，已在菲律宾登陆；缅甸战场上的中美英军队对日作战也正取得辉煌战果。就在这个时候，在缅甸的中美联军司令、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却因为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坚决要求，被召回美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迪威事件。
    本文拟通过对史迪威事件的剖析，对当时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矛盾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
    虽然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在亚洲太平洋受到日本攻击，但美国的总战略却不是立即对日军大举反攻，而是先欧后亚，即先在欧洲打败德国，然后再进攻日本。美国的这个总战略，与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局势的看法是一致的①。就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也是把太平洋上的海空作战放在首位，其次才考虑陆地上的中印缅战场。所以美国当时的对华军事政策是“维持中国作战”（to keep China in the war）②。根据这个政策，美国军方给史迪威的任务是：增强美国对华援助的效能，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③，以达到尽快战胜日本的目的。与此相结合，美国在远东的政治目标则是建立一个统一而亲美的中国来作为战后亚洲的主要稳定力量④。
    对于怎样尽快战胜日本，美国在华的军事首长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史迪威强调中国政府和军队必须进行军事和政治改革，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国的地面部队用于反攻日本；而在华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克莱尔·陈纳德则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空军就能打败日本⑤。前者的意见基本上始终得到军方支持，但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后者的计划仅一度得到罗斯福的赞助，并被美军方反对，却始终得到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支持陈纳德而反对史迪威，是因为陈纳德的计划对国民党毫无触动，而史迪威要求的改革却碰到了蒋介石的大忌，有可能损害国民党的独裁地位。由于史迪威实际上是代表了美国军方的意见，而战争时期外交政策常从属于军事目标，所以蒋介石和史迪威在对日作战方略上的冲突，就成为战时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根本矛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说史迪威的召回‘与中美两国政策绝对无关，不过个人问题而已”，中美两国间是“毫无裂痕”的⑥。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恰恰从反面说明史迪威的召回正是与两国政策有关，而决不是什么个人问题。
    英国的二战史专家戴维·梅森认为，史迪威是命运的牺牲品。他说，其他任何司令官能否取得比史迪威更大的成就，甚至能否维持到史迪威那么长的时间都值得怀疑⑦。实际上，史迪威之所以得到这样一个不愉快的结局，就是因为他置身于中美矛盾之中，并且本身成为矛盾一方的代表。
    中美双方的上述根本矛盾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敏感最微妙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国共关系问题。
    二
    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在边区实行了“三三制”、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和鼓励私人企业等一系列灵活而适宜的政策，同时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发展广泛的群众抗日武装，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上最积极主动的抗日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更进一步发出与英美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⑧。
    而国民党蒋介石则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认定与日本人作战的重担已由美国人接过去，他们可以集中力量准备与共产党进行战后不可避免的殊死斗争，所以继续对日作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美国的物资⑨。因此，“国民党把保存自己的实力看得比对日作战更重要”⑩。这就使国民党政府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实际上却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积蓄力量、准备内战的政策。
    一九四○年十月十八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大使时说：“须知中国抗战如果失败，不唯日本独霸东亚为可虑，而共产党起而为患，则于远东将来之影响甚足忧也。”（11）所以他认为，“集结重兵，防阻中共窜出延安，是维护中国整个战场的必要军略。”（12）根据这种“必要军略”，国民党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对于国民党这种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是十分清楚的。中共主席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13）针对国民党这种打算，中共一方面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手段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同时在国统区采取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14）。
    这样，正如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干会议上指出的：“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