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说法，似乎中共欺骗了那些接触和观察他们的人，使这些人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中共从未讳言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到过延安访问的外国人也多数相信这一点。仅《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H·福尔曼持怀疑态度，虽然周恩来就对他确切地说过中共是共产主义者（37）。《纽约时报》的B·阿特金森（Atkinson ）则干脆认为中共的制度可以说是“土地民主或农民民主”，或者说就是“劳农党”（38）。戴维斯等人似乎没有怀疑中共的共产主义性质，但是他们注意到并强调了中共“从世界革命转向民族主义”，同时，“在国内转向较缓和的对内政策”（39）。
    正是由于中共举起了全民族抗日救国的旗帜，又实行了前述的“三三制”等“较缓和的”政治经济政策，使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扩大了群众基础。这些政策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产生出来的，与当时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有着相当的区别。而那时一般人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以苏联为蓝本的，因此，有些人产生了中共不是共产主义的看法，认为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与中共建立友好关系。巴巴拉·塔切曼（Tuchman）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她认为许多美国人不相信中共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从下述三段论导出这种看法的，即：
    A、共产主义是坏东西；
    B、中共在中国所实行的从很多方面看来很好；
    C、因此这不可能是正统的共产主义。（40）
    所有这些主观的看法当然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四
    在五十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的时候，戴维斯等一批驻华中下级外交官被指责为“亲共”，并被当作“失去中国”的替罪羊，遭到政治迫害，但始终没有找出一条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人亲共。相反，以反共著称的乔治·凯南就认为戴维斯“对共产主义不抱丝毫同情”（41）。D ·哈尔伯斯坦写道：戴维斯“既怀疑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是否合乎道德，也怀疑共产主义是否符合道德。他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主张都不抱幻想。”就是他警告同情中共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说，“共产党人一旦成功就会变得盛气凌人，贪污腐化……”（42）很难想象一个亲共的人对共产党会有这样的看法。
    其实戴维斯等人只不过是根据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对中共的军政组织及其潜力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描述。这些人提出要美国与中共建立联系，仅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想尽快战胜日本并且使美国在战后的中国政治生活里扮演一个有较大影响的角色。几乎所有类似报告都提到了防止已经是共产党国家的苏联插手中国，这是提出与中共建立联系时所考虑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就连美国陆军部在一九四五年完成的一份名叫《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秘密报告也承认，“实际上所有公正的观察家都强调中共党人是当前中国最有效率、政治组织良好、有纪律和建设性的集团。”这个集团在把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大而进步的国家”方面比国民党政府更有效力（43）。
    史迪威本人就因不止一次地建议装备和使用中共部队对日作战而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受到指责，台湾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史迪威支持了他部队里的外交官亲共。（44）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史迪威第一次建议使用并装备中共军队，以减轻日寇在平汉路的压力。他自己说这样“可以弄清西北部队（按：指中共）的可靠程度”（45）。几天后，他从宋美龄口中得知蒋介石对此十分敏感，他对宋解释说，如果中共不接受命令，“就会在世人面前暴露自己。”（46）史迪威虽然没能弄清西北部队的可靠程度，却弄清了什么是蒋介石最敏感的。
    一九四三年底的开罗会议之后，重庆美军司令部常传出要武装中共部队的说法。在一次酒会上，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杜建时向美军司令部参谋长布朗询问此事，布朗回答说：“史迪威根本不喜欢共产党。史迪威说要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为了让蒋委员长调出胡宗南部队参加抗日战争。”（47）由此看来，史迪威这样做是对蒋施加压力。
    据杜建时回忆，在一九四四年日本进行打通大陆作战时史迪威和何应钦等进行了一次会谈（按：杜原文说是一九四四年初秋，又说是在华莱士访华时，则应为六月。但华氏访华期间史迪威基本不在中国，亦未见有史与何等会谈之记载；又原文说会谈有商震参加，但此时商震为驻美军事使团团长，当在美国，姑存疑待考。）史在会谈中指责蒋介石保存实力，以胡宗南部四十万人困中共于陕北，不参加对日作战。史认为这是不忠于盟国的共同作战的行为，他要求撤出封锁陕北的部队，邀请第十八集团军出来抗战，表示美愿与中共合作，愿将租借物资装备中共部队。何应钦等将此汇报到蒋介石那里，但蒋显得很冷静。他说，美国年纪大职位高的军官都反对共产党……，史迪威也不例外……他提这样问题的主要目的还是要调胡宗南部队离开陕西，要装备第十八集团军只是一种威胁（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