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到中国为白宫收集情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森进入了中共地区，他的报告认为援助中共有助于打败日本（16）。更先进入中共地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和罗斯福总统谈话时和卡尔森一样主张美国的援助应直接拨给战场上的军队，不管这些军队属于什么党派。这意味着可能援助中共。但是这种看法首先就遭到当时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Johnson）的反对，更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支持（17）。
    一九四一年二三月间，总统特使劳克伦·柯里（旧译居里）访问了中国，他的报告建议支持并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的政府，鼓励国民党改革以防止中国的内战并阻止中共获得胜利。柯里的建议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形成前述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罗斯福并且认为实现这项政策非蒋介石政权莫属（18）。这就确定了美国在中国单独支持国民党既定政策。
    但是，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引起了爆发内战的危险，这种危险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起为美国驻华外交官员所注意（19）。这些外交官员支持史迪威主张的在加强国民党政府军事力量的同时也要强迫它实行根本的政治和军事改革，这里面包括对共产党实行开放政策。不过这时罗斯福仍认为对蒋介石的支持是他对华政策的实质，是实现他长远政策的保证（20）。
    到一九四三年底，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的立场有所松动。他在这年十二月六日和史迪威等人的谈话中讲到假若蒋介石垮台，则美国可以支持任何接替蒋的人（21）。从这时候起，他开始部分接受史迪威关于用租借物资和经济援助来影响和压迫蒋介石采取行动的意见。从一九四三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初，罗斯福五次发电报强烈要求蒋派遣驻在云南的远征军入缅作战，其中三次都以停止装备训练中国军队相要挟（22）。同时，他根据驻华外交官员的建议，向蒋几次提出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的要求。一九四四年六月，又派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落实了延安军事观察组的派遣，并向蒋介石表明罗斯福本人愿担任国共纠纷的调解人（23）。
    一九四四七年初，以戴维·包瑞德（Barret）上校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七月到十月，一些美国记者先后访问了延安。各方面在华美国人写的文章和报告进一步反映了中国的情况。
    不少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有深刻印象。受美国战略情报局暗中资助，从哥仑比亚大学派到官办的中国新闻学院任院长的哈罗德·克罗斯教授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后，在“精神上反感的状态下”离开了中国，他断言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教育部都是法西斯的（24）。一个参观了重庆的中央训练团的外国观察家认为该团的实质是法西斯的和反民主的（25）。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注意到有些外国人害怕一党专制的中国“可能走上法西斯国家的道路”（26）。就连以亲蒋著名的赫尔利也说过国民党是一帮“法西斯分子和强盗”（27）。美国记者们对国民政府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极为不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G·斯坦因（Stein）指出检查官员从他们发出的十七篇消息里删去了五千字以上（28）。《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H·福尔曼（Forman）断定中国政府删去了他稿件的百分之八十（29）。
    国民党政府不打日本却包围中共的军事政策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专门包围中共的有中央军胡宗南部四十万人。在一九四四年日军“打通大陆”作战时，河南蒋鼎文、汤恩伯部一触即溃，但胡宗南在五月份仅先后派两个师出潼关，就使日本停止西进（30），这说明该部是有一定战斗力的。用这样多的精锐兵团来围困中共，连孙科也不满意（31）。
    类似情形大量反映在调到史迪威部任政治颇问的驻华外交官员戴维斯和谢伟思等人的报告中。据谢伟思的看法，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由国民党的成分和性质来说明，即“在政治上，国民党是一堆保守的政治派系，主要兴趣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以排斥外人，而在他们自己人之间则争夺地位。在经济上：国民党狭隘的基础在于农村的豪绅地主和军阀、政府官僚中的上层分子，以及与政府中的官僚有密切联系的商业银行家。”（32）
    另一方面，戴维斯指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享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33）一九四四年访问陕甘宁边区的美国记者团中除C·萨纳汉（Sarahan）神父外，一致认为“共产党人主持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真正的支持”（34）。随军事观察组一起到延安的谢伟思还发现，中共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希望在击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和美国合作（35）。
    看到这些实际情形的戴维斯和谢伟思等人担心内战会很快爆发，这显然对抗日战争是极其不利的。他们更担心的是内战造成的混乱会导致苏联参与中国事务，从而使中共向苏联一边倒，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等于宣布美国的远东政策破产。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他们主张压国民党实行改革，促进中国的国共合作，同时把单独援助国民党改为援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抗日武装力量（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