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许这只不过是个偶然的机遇。如果没有这封电报，即使史迪威担任了中国军队的前敌总司令，他也会发现事情并不那样简单。归根结蒂蒋介石就不会同意让别人指挥中国的全部或大部军队，更不用说让一个他极不喜欢的外国人来指挥。在当时国内政局相当不稳的情况下任命一个美国人指挥中国的全部军队，等于承认蒋政权没有能力领导这场战争。蒋介石要对付的不只是共产党，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改组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这时候正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国民党内的一些派系和一些地方势力也都希望蒋介石垮台。当时首都重庆所在的四川省，实际上还是被几个已经成为国民党的前地方军阀控制着，他们和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一直不断（65）。如果不是因为缅甸作战，中央军还被拒于云南省门外。云南行营主任龙云与蒋介石矛盾很深，蒋要“统一”云南，龙则处处防备，坚持独揽云南政治经济军事大权（66）。后来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就认为蒋介石打通滇缅路，屯集远征军于滇西缅北，“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67）。另外，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正在组织一个西南八省联合政府，已与美国人联系上，并声言要由所有领袖联名发电要求蒋介石辞职（68）。在这种军事上日军逼近柳州、桂林，威胁重庆，政治上外部压力日增而国民党内部存在分裂的情况下，如果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全军，很有可能会导致蒋介石的垮台。
    此外，国民政府在国际事务中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也是蒋介石拒绝史迪威指挥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在美国扶持下，中国已与美英苏三国一起领衔签署了一九四二年元旦发表的联合国宣言，第一次以四强之一的身份出现在世界上，但是中国在实际上常常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比如作为在亚洲大陆上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家的中国，却未能参加同盟国决定攻日战略的会议。名为四强之一，却不能参加盟国的军火分配委员会和联合参谋长会议。一九四二年二月蒋介石访问印度时，甘地对他说，英美人从没心甘情愿地把东方人看作平等的人，你看，“他们连你的国家都不让参加参谋会议”（69）。这话正说着了蒋介石的痛处。再者，美国的租借物资，英国苏联均能自行安排，而中国却要另由美国人掌管。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因为他一心想的就是怎样多得到一些装备以便用作战后的国内争夺。一九四二年夏天，美国把指定由中国战区使用的美军第十航空队调往埃及，事前竟没有向中国打个招呼。蒋介石对此十分愤慨，这使他想起了甘地的话（70）。就连美国国务院远东政治关系顾问斯坦利·项白克（Hornbeck）也说，与其他战区相比，美国援助的东西极少，而且还常常不能践诺（71）。现在，美国竟要让一个美国将军来指挥中国的所有军队，并扬言要装备和使用中共部队，方式又这样不客气。这实际上是把中国当成了附属国，与中国四强之一的身份极不适应。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一个使他厌烦的美国军官来指挥中国的全部军队。在蒋介石毫不让步的坚持要求下，史迪威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被召回美国。
    六
    罗斯福同意召回史迪威，体现了他对华政策的一贯性。对美国来说，不管战时或战后，中国的统一是必要的。而罗斯福除一九四三年底开罗会议时的一次以外，一直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保持中国统一的人。并且，他以为对既是盟国又是大国的中国的领袖人物蒋介石不能采取严厉责备或要挟的方式，他为了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宁愿迁就而不愿进行威胁（72）。对于蒋介石的要求，只要军事形势许可，即使战略上考虑多少有些不妥，也倾向于妥协（73）。
    罗斯福了解中国情况的主要渠道有以下几条：
    一、国务院←驻华使馆
    二、军方←史迪威
    三、霍普金斯←中国驻美代理人（先后为宋子文、孔祥熙）
    四、罗斯福的远亲J·艾尔索普←陈纳德（74）国务院是负责对外政策的正式机关，但在战时权威性大大降低。军方是战时影响政策的主要机构。霍普金斯是罗斯福的亲信顾问，虽不代表什么机构，但对罗斯福本人的影响很大。罗斯福对国务院不够信任，他常常通过派总统特使和直接交换亲笔信的方式绕开国务院和蒋介石联系，这就进一步减小了国务院的作用。
    从上表可以看出来自霍普金斯一线的消息和见解肯定是不利于史迪威的。而从一九四二年春史迪威赴华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被召回这段时间，罗斯福共派出总统特使（私人代表）四人，他们是：总统顾问劳克伦·柯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这些人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各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主张调换史迪威以维护美国与蒋介石的关系。这意味着凡是白宫直接同中国接触得到的印象都是对史迪威持批评态度，如果不是有军方的坚决支持，史迪威恐怕早就离开中国了。
    即使驻华外交人员对当时中国局势的看法也有相当差别。谢伟思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报告中强调国民党需要改革并组织一个多党政府，他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地位不但将加强，而且要在多党政府中占主导地位。他以为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倒台将导致中国崩溃（75）。可是在这年十月十日的报告中他已认为国民政府的倒台并不是整个中国抵抗力量的崩溃，只不过会招致一时的混乱，其他任何势力都能保卫自己和日本作战，任何势力组成的新政府都比国民党更有利于合作，能更好地使国家动员起来。一句话，国民党垮台带来的好处远比维护其政府大得多（76）。
    戴维斯的看法则有很大不同，他一方面认为蒋介石政府是一个政治上破产的逐步腐朽的政权，因此必须努力在政治上抓住中共，成立一个“共产党能在其中找到满意地位”的联合政府；但他也清楚地指出在这时放弃蒋介石免得不偿失，因此，“我们目前必须继续承认蒋介石政府”（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