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中美之间关于史迪威指挥权的冲突恰好发生在美国大选前夕，这种时候与中国搞僵关系，对罗斯福的连任选举显然不利。美国与中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再加上美国国内的党派政治因素，就进一步决定了史迪威的命运。离死亡只有几个月的罗斯福大概已缺乏应变的活力，面对中国局势的挑战，他采取了勉强维持现状的消极态度。同时，按照赫尔利的想法，美国试图奉行利用苏联支持国民政府和不援助中共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国共合作问题（78）。美国不愿苏联插手中国，却又要利用苏联来解决中国问题，这种矛盾的思想自然会导致美国在这个时候远东政策的混乱。
    军事上，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使不经中国而直接在海上越岛进攻日本成为可能。在一九四三年末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明确表示要参加对日作战后，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对美国的吸引力大大减弱了。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在给史迪威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史迪威的使命有变动：“我们不想在亚洲大陆对日本发动主要攻势以击败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作战应当用来支持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主要作战。”（79）这意味着中国在同盟国的攻日战略中将只扮演一个相当次要的配角。蒋介石消极抗战和用重兵封锁中共，使得中国战场上从没有取得欧洲战场上那样振奋人心的大胜利。在一九四四年同盟国各战线捷报频传时，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军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溃败中。同盟国即使想利用中国的武装力量，恐怕也不可能给国民党军队多高的评价。
    七
    史迪威事件使美国人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史迪威回国后美国各主要报纸出现了一股攻击蒋介石的潮流（80）。这次事件使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对蒋“很有反感”（81），他认为，随着史迪威的离开，中国变成“一种绝对有限的义务了”（82）。陆军部总的来说“已对中国失去兴趣”（83）。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对蒋介石很尊重，反共姿态也很鲜明，但他在军事事务中远不如史迪威主动，美援也“不象以前那样顺利了”（84）。对于一心想多得美国装备的蒋介石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史迪威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战略上的矛盾，但史迪威的召回并未解决这个矛盾。矛盾是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亡的，但这次事件给中美关系罩上的阻影却没有消除，它降低了珍珠港事件后迅速上升的中美关系的热度。魏德迈的任务“只是帮助补救一种目的有限的工作，而不是帮助实现基本的改革，也不是促致中国的团结。”（85）美国虽然坚持维护和支持国民党统治的政策，但这已成为僵化消极的支持，直到四十年代结束，双方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恢复到史迪威在华时的水平。
    注释：
    ①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战线的命运。”见1943年10月5日《解放日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9页。
    ②③（71）赫伯特·菲思：《中国的纠葛》（Herbert Fcis: The China Tangle），普林斯顿，1953，p. 14；p. 16，pp. 40-41。
    ④哈罗德·M·维纳克：《美国和远东，1945-1951》（Harold M. Vinac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 1945-1951》）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2，p77。
    ⑤C. F. 罗马纳斯和R·桑德兰：《史迪威使华》（C. F. Romanus and R. Sunderland: Stiwell's Misson to China），华盛顿（哥仑比亚特区），1953, p. 250；又见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译本，北京，1982，第72页。按：陈纳德本人后来也改变了看法，他在1944年10月19日接见中央社记者时曾说：“徒然依靠空军，不足以制敌死命。”见1944年10月21日《新华日报》。
    ⑥1944年11月5日《新华日报》。
    ⑦戴维·梅森：《第二次世界大战名人录》（David Mason: Who's Who in World Ⅱ）。伦敦，1978，p320。
    ⑧《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见1941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
    ⑨约翰·佩顿·戴维斯：《美国与东亚》，载《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5月号。
    ⑩（23）（31）（32）（33）《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以下简作“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57，第598，573，129，592-593，590页。
    （11）“蒋介石致宋子文、胡适电报”，1940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