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迪威事件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矛盾(4)
蒋介石尽管不喜欢史迪威,但在史迪威对共产党的态度这个问题上显然比其他许多人有更清楚的认识。史迪威为对日作战计,当然也想使用中共部队,但主要是把武装和使用中共部队作为一种压制手段。因指挥权问题与蒋介石闹僵后两天,史立即致函何应钦,放弃了使用中共部队的意见。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陆军部给史迪威的几份电报表示准备把租借物资给予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陆军,但史迪威却建议把已认可的物资分给国民党的两组各三十个师的军队,而没有作出任何给予中共物资的规定(49)。史迪威有机会装备中共而没有这样做,充分说明他并没有把这提到实际日程上来。 其实,并不是只有史迪威和他总部的外交官主张国共联合,以亲蒋而著名的陈纳德在一九四四年九月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也认为“在重庆实行全面重建,继之以重庆和延安之间真正的联合”已经很有必要,并且必须置于“所有的不管是军事还是政治目标之上的绝对优先地位”(50)。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说陈纳德是亲共的。 曾在美国国务院当过中文翻译官的历史学家克劳德·巴斯曾指出: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往往被人们说成是富于同情的,但这是基于无情的军事权宜之计的逻辑。他不喜欢共产主义……史迪威参谋班子里的外交官之所以关心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人作出尽可能大的努力来抗日(51)。 但是,尽管蒋介石知道史迪威并不亲共,却并不能调和反映在他和史迪威之间的中美战略矛盾。美国以战胜日本为首要目的,遵循的是“胜利要早而美国伤亡要少”这样的军事标准(52)。从这点出发,为发挥中国的最大战斗力,美国主张国民党实行改革和国共合作。但蒋介石则把战后与中共的争斗放在首位,所以消极抗战,保存实力,用重兵围堵中共,准备内战。这正是双方的矛盾所在(53)。这个矛盾的爆发,就是史迪威被召回,而召回事件的导火线,则是罗斯福总统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一事。 五 自一九四三年春结束的所罗门群岛战役后,同盟国军已控制了太平洋上的制海制空权,日本的海上运输力量业已衰竭。因此,为了打通从中国到印度支那的陆路交通,并且摧毁中国西南部的美空军基地,日军中国派遣军集中主要力量在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打通大陆作战”。这次行动与缅北作战互相配合,但中国的情形与缅北战场恰成鲜明对照。在缅北方面,中美联军一路取胜,到一九四四年六月,日军第十八师团“各联队四分五裂……溃不成军,已不能作有组织之抵抗,步兵中队之兵员降低至十名左右。”但是在中国大陆,尽管日军多数是新编成的兵团,“其训练期间既短,亦乏实战经验,装备亦复恶劣”(55),日军却连连取胜,国民党军队常常是在日军进攻之前就先行撤退。日军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在河南开始进攻,到八月十八日已先后攻占洛阳、长沙、衡阳等地,威逼柳州、桂林、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正值盟军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与史迪威不和,要求将史调走。美陆军部作战司司长托马斯·汉迪少将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建议以缅北的胜利升史迪威为上将,让他回中国指挥全部中国军队。这样既可挽救中国局势,又顺从了蒙巴顿(56)。马歇尔在征得史迪威同意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为罗斯福起草了电文。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调史迪威回中国指挥所有在华的中美部队。 蒋介石收到电报次日召集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军官开会讨论此事。何应钦认为中国战区并不象罗斯福电报中所说的那样危急。这是史迪威有意制造紧张局势,乘机夺取指挥权。如果让其指挥中国全部军队,中国军队将出现混乱,应不惜与美国决裂,拒绝罗斯福提出的要求。白崇禧以为史迪威控制了租借物资,如让他统率中国全部军队,势必要装备共产党军队,后患无穷。白氏强调说英、苏、中国同为美国盟国,美国对于英苏,只有援助,没有强制,对中国则百般压迫,让史迪威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有损中国主权。其他人员也都基本反对接受罗斯福的意见,蒋介石没有表态(57)。 次日蒋又召集宋子文、张群等高级文官商谈此事。大家一致认为把统率权交给外国人有损国家之尊严。史迪威专横跋扈,全国部队的统率权交给他,则后患无穷。最后蒋说,罗斯福对于盟国军事事务的处理,大都是根据马歇尔的意见。马歇尔以全力支持史迪威,如果中国拒绝则可能把事情搞僵。现在战场上的情势确甚危急,不能没有美国的协助,史要指挥全部军队,必先对这些部队进行装备训练,让史迪威指挥前线部队,使国内部队得到装备也是一件好事(58)。 于是蒋介石给罗斯福回电表示原则上同意,但需准备时间,并请派一个总统的高级个人代表来华调解蒋史之间的关系(59)。在以后的函电中蒋介石提出了他的条件,主要两点:一、史迪威指挥的部队不包括中共;二、租借物资应由中国政府管理(60)。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他派赫尔利为其私人代表。九月初赫尔利到达中国,随即与史迪威一道和中国高级军政官员进行谈判,最后除租借物资问题和共产党问题外均达成协议,史迪威将担任中国军队的前敌总司令(61)。但另一件事情使前景变得暗淡起来。九月十五日,蒋介石要史迪威让缅北密支那的驻印军进攻八莫以解救龙陵的远征军,否则就将远征军从龙陵撤回。史迪威拒绝了蒋的意见,反而要求围墙中共之胡宗南部南下赴援。两人争执相当厉害(62)。史迪威立刻电告马歇尔说蒋想把远征军自缅甸撤回。这时马歇尔正在魁北克参加英美首脑会议,史迪威的电报使与会者大哗,结果马歇尔在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上提出报告,会议决定由罗斯福电告蒋介石若撤出远征军则后果由蒋负责(63)。罗斯福的电报措词严厉而且不客气,史迪威阅后大喜,即携电文见蒋。赫尔利见电文后认为蒋不会容忍,况且蒋已放弃调回远征军的计划,又已决定调胡宗南部六个师南下,他劝史迪威作罢,但史迪威急于打击蒋介石,坚持送给蒋看。蒋看后十分愤怒,一言不发。G·斯坦因深有感触地说:“自从外国人和中国接触以来,一切令人激动和往往不可克服的对于互相了解及实际合作的障碍都暗含着致命的‘面子’的作用。”(64)这次蒋介石面子的丧失,结束了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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