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流媒体推动下的斯蒂芬·劳伦斯事件：一个典型个案
    斯蒂芬·劳伦斯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是在该地区乃至全英国范围内浓厚的种族主义氛围之下发生的，而警察和司法部门对种族主义谋杀案件的处理不力，使得两大群体之间的种族主义矛盾空前爆发。在以往的这些种族骚乱事件中，主流媒体大多将指责的矛头对准有色人种，而对于警察对待有色移民的种族主义偏见和羞辱行为，即使不是公开赞成，也是默许的。然而，在斯蒂芬·劳伦斯事件中，媒体的表现却有很大的不同。
    劳伦斯事件发生后，很快成为各媒体报道的焦点话题。如《卫报》在承认这是一场种族主义谋杀案的基础上，对劳伦斯被谋杀的具体细节和场景及其本人进行了描述：“来自于伍尔维奇(Woolwich)的斯蒂芬·劳伦斯，刚刚十八岁，他和他的朋友在星期四晚上十点左右在埃尔特姆公交站点等公交车。他往前走了几步，看看公交车是否快要到站。在看似有种族主义动机的袭击中，他遭到四至六个白人青年的围攻，上身被刺了两次。”(21)《独立报》则对劳伦斯本人进行了正面评述：“劳伦斯……成绩优秀，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他的家人和朋友说他总是避免麻烦，他的父亲说，‘他总是避免与任何人发生争斗’。”(22)
    另一方面，媒体从整个事件的开始阶段就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两面性态度，一边给不满情绪提供减压阀，一边又毫无疑义地站在主流的立场上。比如南非总统曼德拉声援劳伦斯夫妇：“我知道在如此悲惨的情况下，失去一个孩子对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23)曼德拉的言论自然在英国黑人群体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为了抵消其影响，《卫报》又迅速刊登了警察的反应：“埃尔特姆区的警察说：‘调查有了很好的进展，所有的线索正在被跟踪。’”(24)此外，《观察家》杂志也以“黑人的骄傲”为题，在与西方其他移民国家进行对比的情况下，指出英国的移民在教育、就业、政治等领域的状况比较乐观，还赞扬了英国政府给予黑人群体各方面的优惠待遇。对于种族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文中也指出，主要原因归咎于这些移民本身，“大多数孟加拉人和巴基斯坦人来自农村，他们缺乏受教育的传统。由于妇女不外出工作，所以她们不会说英语。”(25)这些文章的意图很明显，即试图转移注意力，使人们忽视白人群体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以及少数族裔长期以来所处的不利社会地位。
    1993年7月29日，警察局进行了大量调查并逮捕了主要嫌疑犯，但是皇家检察署以证据不足为由，放弃对他们的起诉。该裁定对劳伦斯家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卫报》如实描述了劳伦斯母亲的悲伤和愤怒：“尽管我们与警察合作并向他们提供了真正嫌疑犯的名单，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被捕或判刑，对此我们感到无比愤怒和灰心丧气。”(26)黑人群体的不满更为加剧，英国的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迫于各方面压力宣布要对劳伦斯事件进行一次公开调查，这一举动受到劳伦斯夫妇的“谨慎欢迎”，劳伦斯夫人描述了她对警察的愤怒和对司法部门缺乏信心，“我们想知道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查明真相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司法调查，但警察机关的调查是不够的”。(27)
    当两大群体的冲突逐渐升级，仅向劳伦斯家人提供宣泄不满情绪的渠道是不够的，主流媒体还必须对警察和司法部门的失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以进一步缓解黑人群体的不满情绪，避免引发更大的社会骚乱。在1997年2月份的一次审讯过程中，五个嫌疑犯中有四个人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还坚持认为拒绝回答是他们的特权，而另一个人的回答根本站不住脚。此事引起广泛的愤怒，《每日邮报》首先对这一事件做出回应。1997年2月14日，《每日邮报》在头版头条名为“谋杀者——邮报控告这些人有谋杀行为。如果我们错了，就让他们起诉我们吧”的新闻中，刊登了五个人的照片和姓名：“在关于劳伦斯死亡事件问讯的时候，五个人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且认为不回答任何可能导致他们受到控告的问题，是他们的合法权利。劳伦斯事件也许会对英国的种族关系和司法部门的声誉构成威胁。”(28)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每日邮报》继续坚持这一立场：“当令人失望的司法体系不能判决谋杀斯蒂芬·劳伦斯的嫌疑犯时，就有必要采取极端措施……警察们的确动用了大量资源试图抓住凶手……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体系却可悲地失败了。假如凶手仍然逍遥法外，那真的就是在侮辱我们每一个人。”(29)其他报纸也纷纷表示支持《每日邮报》的行为。(30)
    不管媒体是直接刊登黑人群体的不满情绪，还是站在黑人立场上对警察和司法机构的行为进行批判，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黑人群体的愤怒情绪，进而缓解了两大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了更大的社会冲突。李良荣等在谈及媒体的社会整合作用的时候，就曾提到：“媒体成为社会的‘排气阀’，释放不满情绪，减轻社会的内在压力，把低频率、高强度的社会动乱变成高频率、低烈度的社会波动，从而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31)
    1997年7月31日，英国工党政府最终决定任命前高院法官威廉·麦克弗森(William Macpherson)担任主席，负责调查斯蒂芬·劳伦斯谋杀案件，“以便于能从这次调查和对种族主义谋杀案的起诉过程中得到一定的教训”。(32)之后，经过69天的公开听证、88位证人出庭作证之后，英国内务部于1999年2月发表了一份长达335页的调查报告——麦克弗森报告。在此次公开调查期间，斯蒂芬谋杀事件的调查更是成为各主流媒体追踪报道的热点，然而主流媒体的角色相较之前却发生了一定变化。
    尽管有些警察否认其内部存在种族主义，1998年12中旬结束的公开调查仍然得出了警察内部存在“制度种族主义”的结论。《卫报》指出：“这种坦率承认错误的做法在调查中是不常见的……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次由一名资深法官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认为在英国的警察队伍中存在制度种族主义。”(33)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诸如“坦率承认错误”、“不常见”、“第一次”等词汇，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就是警察及政府部门对此事的重视以及劳伦斯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显然，这是在缓和两大群体的冲突，尤其是缓和黑人群体对白人群体的不满情绪。
    耐人寻味的是，公开调查期间，主流媒体一方面报道警察机构对劳伦斯家人的“真诚”歉意以及对制度种族主义存在的认可，另一方面又将部分过错归咎于劳伦斯家人，同时还报道了白人团体某种程度上对劳伦斯家人的支持。这些报道又传达了另一种信息，即黑人群体似乎应该对此感到满足，因为英国警察机关承认了制度种族主义的存在并做出道歉，劳伦斯运动也赢得了部分白人团体的支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斯蒂芬·劳伦斯伸张了“正义”。
    由此可见，当主流媒体推动劳伦斯事件发展到即将要触及既有社会框架的时候，主流媒体就迅速由原来的“推动器”向“调节器”的角色转换，以维护主流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1999年2月，随着“麦克弗森报告”以及其所提出的70条建议的出台，持续近六年之久的劳伦斯事件也就暂告一段落，但是媒体的任务却没有就此结束。自劳伦斯谋杀事件之后，劳伦斯家人经过数次努力却仍然没能为劳伦斯谋得正义，警察及司法部门遭遇到来自黑人群体严重的信心危机，那么媒体在之后这段时间的报道中又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