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英国种族冲突问题,是战后英国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劳伦斯事件以及其前后的种族冲突事件的平面媒体报道所做的简要分析,折射了英国社会种族关系中的众多问题。笔者以为,以下两点尤为引人深思: 第一,种族主义话语的再生产与多元社会的实质。 当代西方种族主义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体系,它通过社会实践,尤其是通过话语再生产的。而主流媒体是一种社会制度,从属于它所为之起作用的社会。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着新闻生产,而它们对读者的特点或者偏好的已知或是猜测,影响着它们的内容以及它们所呈现的方式。所以,有学者认为:“要想理解英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因素以及主流媒体对这一进程的影响,不能脱离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控制这一进程的主要利益冲突”。(54) 虽然本文只探讨了平面媒体,但事实上其他媒体也存在着类似状况。保罗·哈特罗和查尔斯·赫斯本德有关英国主流媒体对种族冲突报道的分析中,注意到“英国的文化传统含有对外国人的贬损因素,尤其是对黑人。媒介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运行,不得不使用这样的符号”。(55)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媒介》一书中,把媒介中的种族主义分为“公开的”和“推论的”两种,其中他着重分析了第二种:“推论”的种族主义是指那些表面上对有关种族事件的自然化的再现,无论是“事实类”还是“虚构类”节目,实际上都包含着种族主义的前提假设。而英国学者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和美国学者米切尔·古尔维奇(Michael Gurevitch)在其研究中也发现,英国的新闻报道中,“种族总是被建构成问题或者冲突的症结所在。大部分节目都认为黑人给白人社会带来了问题,他们总是以违背者或者易于犯罪者的形象出现,总是被当作麻烦和社会混乱的集体动因。在许多报道中,只要黑人社区对种族主义者的骚扰或警察的挑衅作出反应,媒介总是用‘暴动’或‘种族冲突’这种语言,这只会加深对少数族裔的固有的刻板印象”。(56) 英国媒体的这种报道方式,会在无形中对受众之于少数族裔的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在努力地消除种族关系中的障碍,但是媒体在有关种族主义事件的选题和报道手段方面不仅不利于缓和种族关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深英国白人公众对少数群体的敌对情绪。在心理层面上,少数族裔群体仍然被英国白人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使得少数群体的处境更为艰难。 英国的新闻媒介往往自诩为代表公众监督政府的“看门人”,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四大权力,往往被视为制约、抗衡政府的“影子政府”,但这实际上也只是“小骂帮大忙”,那些有损政界和工商界名流的言论,是不会从根本上超越主流社会所规定的范围的。正如J.赫伯特·阿特休尔(J. Herber Altschull)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指出的,“政府和政治经济权贵们操纵报纸的事实贯穿于整个历史”。(57)由此可见,尽管大众传媒与政府、与各大企业、与各种社会群体经常发生冲突,互相指责,互相揭露,甚至上法庭打官司,吵吵闹闹不休,但几乎所有社会学者、新闻与传播学者都承认一个事实:西方媒体都在维护西方现存制度的合法性。 因而,英国媒体中所投射出来的种族主义话语促使我们反思:作为西方较早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度,英国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这当中既涉及英国的政策运作形式,也涉及不同群体、不同时期对何为主流价值的认定,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讨论。然而,由于种族主义文化在英国早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尽管媒体在报道种族主义事件的态度上不会赤裸裸地谴责有色人种,但必定会带上相应的文化符号,这在斯蒂芬·劳伦斯前后的种族主义事件的媒体报道中一览无遗。 那么,多元文化政策真的做到了尊重少数种族的权利吗?它的根本矛盾又是什么?名义上的多元文化和潜在的种族主义,究竟哪一个才是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恐怕答案还是后者。或许,英国著名民族学家安东尼·D.史密斯的话能对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说:“在西方国家的这些例子中,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民族国家对地区的或移民族裔共同体的支持会真正地减弱普遍的民族认同,出现大规模运动指向多元文化和‘多元化’的国家概念。”(58)可见,“多元文化”背后依旧存在着“一元”的本质,英国社会的种族平等,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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