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激化的媒体种族主义倾向：后劳伦斯事件时代
    “麦克弗森报告”的建议促进了关于解决警察队伍中制度种族主义政策的出台，内政部宣布将在消防、移民、缓刑以及监狱部门中引进雇佣少数族裔的目标，“与之相类似的另一个步骤就是增加黑人和亚裔警官的数量。这个举动是‘麦克弗森报告’的最为直接的结果……内政部还说，这些目标的引进就是为了‘确保少数族裔代表数量的增加以及提高已经在职的员工的职业等级’”。(34)除了这些措施之外，内政部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的警察诉怨体系，“在这个新的体系之下，最为严重的事件，比如在警察逮捕过程中出现的死亡事件，将会得到在文职官员领导之下、由文职官员和警察共同组成的小组的调查……警察诉怨的新框架是政府对麦克弗森报告做出反应的一部分”。(35)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之后，主流媒体对改革产生的效果又进行了一些报道，比如关于警察记录的种族主义犯罪事件数目的上升，“在每年一次的对于苏格兰和威尔士警察机构的回顾中，大卫·奥多德(David O'Dowd)指出，劳伦斯调查的影响是有记录的种族主义事件的数目增长的原因之一……他进一步认为，这个增长表明了‘警察能够做出迅速反应以及少数群体对警察信心的增长’”。(36)1999年7月2日在天福镇(Telford)，34岁的中年黑人艾罗尔·麦高恩(Errol McGowan)在他朋友家门口被电线勒死，而他的侄子詹森(Jason)不久之后也在路边的电线杆旁被勒死。他们的家人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谋杀事件，并且谴责警察早期得出的所谓“自杀事件”的调查结论。2000年4月，在对这两起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的时候，一些高级警官与受害者家人一起呼吁，细究两个黑人死亡的详细信息。“这是第一次，警察和受害者家属携起手来试图寻找艾露·麦高恩和其侄子的死因……苏格兰警察局局长约翰·格里夫(John Grieve)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受害者家人和相关群体的帮助，警察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37)1999年4月，布里克斯顿爆炸之后，在寻找事件发生原因的时候，警察和当地群体也进行了合作，“城市警察署已经努力吸取了‘麦克弗森报告’的教训，与黑人群体的关系也得到改善。”(38)从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由劳伦斯事件所引发的黑人群体和以警察司法机关为主的白人群体之间较为明显的冲突形式，至此似乎以一种“和谐”的种族关系图景而告一段落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主流媒体通过对“麦克弗森报告”刚出版之后对报告予以一定程度的赞扬，以及对该报告给英国所带来的改革的报道，从而对已经破坏了的社会秩序进行修复，这也正是主流媒体在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时所扮演的角色。正如西沃恩·霍洛汉的研究所表明的，为了弥补法律的缺陷，当代正义体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机制实施控制和管制，而媒介正是扮演着这样一个机构角色；当法律被认为是失败的时候，媒介通过干预来支撑社会体系中任何一些可见的裂缝。(39)毫无疑问，媒体的报道对广大黑人群体重新树立对警察以及司法部门的信心起到了重大作用。
    然而，我们却进一步看到，在最初的短暂赞美之后，英国主流平面媒体对“麦克弗森报告”的批判却更为猛烈和持久。其中《每日邮报》的表现最为明显，它最大程度地罗列了对“麦克弗森报告”的警告，其范围从警戒“过分热情的CRE(Commission of Racial Equality，种族平等委员会，简称CRE)”，到反诘“麦克弗森报告”中与警察无关的建议是不是“过分”；并且在没有任何嘲讽口吻的情况下，警惕诸如“种族问题将会主导我们的国民生活”等类型的社会反思。其强烈的不安感还通过焦虑性断言表现出来：“如果(麦克弗森报告中的)70条有广泛影响的建议最终得以实施的话……将不可避免地改变英国的生活。”(40)同时，其他媒体也表现出了不确定性和怀疑，如《卫报》上引用了影子内阁大臣诺曼·福勒(Norman Fowler)的警告，“他力劝政府要谨慎对待有关人们可以因为同一次冒犯而被审判两次的建议，‘在愤怒中制定法律，后来又后悔的例子太多了’”。(41)除了大幅报道“麦克弗森报告”中的“缺陷”之外，媒体还努力将英国描述成一个平等主义和宽容的国家，邮报记者斯蒂芬·格洛弗(Stephen Glover)就表达了年轻黑人通常会在这个国家制造麻烦的观点：“如果晚上我自己走在伦敦灯光暗淡的街道上，看到两个黑人向我走来比看见两个白人向我走来，那么肯定前者会更让我感到不安。这是因为我知道伦敦有80%的抢劫案——这是个你随便说说都会引起惊悚的数字——都是由年轻黑人犯下的，尽管他们只构成了英国年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42)
    可以说，无论是就个人经历还是国家叙事而言，“麦克弗森报告”的出版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结局”。虽然2012年两名嫌疑人最终被判刑，但英国的种族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媒体对“麦克弗森报告”态度的转变，表明了其服务于主流社会的根本立场，这在21世纪之后的媒介关于种族冲突的报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其矛头也指向了其他少数族裔。
    2001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奥尔德姆(Oldham)、伯恩利(Burnley)以及布拉德福德(Bradford)的种族骚乱情况相当严重，并具有以往种族主义骚乱的相同特点。同样地，媒体也继续着其一以贯之的“有偏见性地”报道种族主义骚乱的风格。骚乱发生之后，媒体鲜有分析骚乱发生原因的文章，而是着眼于报道骚乱发生的场景以及所造成的破坏。比如，《观察家报》上有文章说“大约有1，000名亚洲青年点燃了怀特修道院路(White Abbey Road)上的路栅，并且向警察投掷砖块和钢筋混凝铺路石”。(43)《卫报》上也报道类似内容的文章，并用了“俱乐部和汽车在布拉福德骚乱中被破坏”(Pubs and cars wrecked in Bradford riot)、“八个人在布拉福德骚乱中受伤”(Eight injured in Bradford riots)等标题。媒体对种族主义骚乱后果的过多强调，往往使得人们忽视这背后的真正社会根源，反而将种族骚乱的发生归咎于少数族裔群体。《卫报》上就刊登了一个奥尔德姆普通市民对这次骚乱的观点：“我认为今天最大的种族主义者是亚洲人，普通的奥尔德姆人不是种族主义者。”(44)《每日邮报》则报道了英国政治家尼克·格里芬(Nick Griffin)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对于这次骚乱的看法，他说：“奥尔德姆正在进行的、以及数月以来一直存在的是，一些针锋相对的种族主义暴力事件，其中60%的袭击是由亚洲人实施的，尽管他们只占到总人口的20%……如果你在奥尔德姆遇到一个种族主义暴徒，那么该暴徒有60%的几率是亚洲人。”(45)《观察家报》则通过引用相关数据进一步表明，白人才是种族主义骚乱的受害者，“在奥尔德姆，去年总共有572件种族主义袭击事件，其中60%是对白人的袭击……整个国家的趋势不是白人群体袭击亚洲人，恰恰相反”。(46)
    种族主义骚乱的发生，不管是源自于白人对少数群体的袭击，还是少数群体对自身社会政治地位不满的一种发泄，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但是媒体对这些种族主义骚乱的有偏见性的报道，往往让人们忽略为紧张的种族关系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而是认为少数群体应该为种族骚乱的发生负责，这只能加深他们对少数群体的厌恶甚至是憎恨。
    国内的种族骚乱余波未平，大洋彼岸的“9·11”袭击事件使得英国的种族关系再起波澜。其后，英国媒体对“伊斯兰”和“穆斯林”这两个词的使用率很高，像“伊斯兰恐怖分子”、“伊斯兰恐怖主义”这样的词汇更是随处可见。如《卫报》上有文章直接以“伊斯兰和爆炸者”为题，指出：“这些袭击是否由穆斯林恐怖主义者所实施的，目前尚不明确。在俄克拉荷马州爆炸(Oklahoma Bombing)之后，白人至上主义者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首先预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要为此事负责。”(47)还有“极端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滋长……追踪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之类，(48)以及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穆斯林爆炸时间的密集报道，均暗示了伊斯兰是恐怖主义袭击的原因。对那些很少接触和几乎没有接触过英国穆斯林的人来说，媒体的这种极端报道强化了他们简单的、教条式的思维，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将伊斯兰与恐怖分子联系起来，加深了对穆斯林的反感。(49)
    2005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伦敦七·七爆炸事件”(7/7 London Bombings)。此后，英国的穆斯林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据来自英国警方的统计显示，在伦敦7月7日连环爆炸事件发生后的三天内，英国就出现了68起针对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袭击事件。英国媒体只是“客观”报道了穆斯林的遭遇，如《卫报》指出，“针对英国穆斯林的反击几乎在爆炸新闻一传播就开始出现了。英国穆斯林理事会收到了1，000多封邮件，其中包括威胁和憎恨的信息”。(50)《观察家报》上也有类似报道，“据伊斯兰安全论坛反映，第一次伦敦爆炸事件之后，仇恨穆斯林的犯罪数目急速上升”。(51)另一方面，英国媒体很少有关于针对穆斯林当前遭遇所应该出台的相应保护措施的建议。此外，英国媒体理所当然地将爆炸袭击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与伊斯兰信仰联系起来，并敦促穆斯林群体为解决恐怖主义袭击做出相应的努力，如《观察家报》以“穆斯林必须解决极端主义”为题指出：“真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案来自于穆斯林自身，解决方案应是实际和紧迫的。……如果穆斯林不接受这个挑战的话，那么他们和我们的未来将是惨淡的。”(52)《独立报》也报道了布莱尔首相与穆斯林领导人会议的主题，“布莱尔首相向穆斯林群体领导人征求如何解决日益增长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建议……仅仅谴责这些爆炸事件是不够的，穆斯林必须行动起来……穆斯林必须带头应对穆斯林极端分子”。(53)不可否认，穆斯林中是有一部分极端分子，但英国媒体在报道这起爆炸袭击案中却倾向于将矛头对准所有的穆斯林群体，这本身就是基于宗教和文化差异而对这些穆斯林移民持有偏见的文化种族主义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