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皇帝对御药院的亲信与控制
    宦官是皇帝身边亲密的人，而御药院宦官无疑又是皇帝最亲密、最亲信者，从以下几个事例可见一斑。在宫中，皇帝自己承认御药是最亲密者。如宋高宗言：“朕今在宫中，都知押班御药素号最亲密者。”(150)在朝廷同样如此。宋仁宗时，知谏院杨畋、司马光上书要求加强保密：“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内臣不过去御座数步，君臣对问之言皆可听闻，恐漏泄机事非便。”宋仁宗诏：“自今止令御药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备宣唤，余悉屏之。”(151)御药是皇帝上朝时身边最贴近的人，不怕泄密也不能回避。而且关键时刻总是召唤御药院官员。如宋仁宗时的领御药院张茂则最受信任：“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则趋入扶卫，左右或欲掩官门，茂则曰：‘事无可虑，何至使中外生疑耶？’”(152)他不但勇于任事，而且敢于担当。宋代皇帝对御药院颇为满意，多有褒奖。如李舜举“在御药院十四年，神宗尝书‘李舜举公忠奉上，恭勤检身，始终惟一，以安以荣’十九字赐之”(153)，简直是赞不绝口。李宪三次担任御药院长官，宋神宗曾予以特别赏赐，批示道：“李宪见寄昭宣使，所有南郊支赐，缘宪勾当御药院三，昼夜执事，最为勤劳，难依散官例。”(154)可谓关怀备至。
    特殊的地位及皇帝的宠信，一些御药不免利用权势谋取私利。宋哲宗时，刘安世曾揭发“御药李倬用内降请地事”：“勾当内东门李倬得内降旨挥，欲置启圣院常住白地以为坟莹。朝廷既下所司施行，而寺僧遍诣执政台省，次第陈诉，以谓倬之所请，乃是竹木园圃，栽植有年，数逾万本，其中房舍仅三十间，而敢欺罔天聪，指为白地，诞谩暴横，一至于此。”(155)更有官员结交御药，谋求升迁或复职。天圣年间，范讽曾“以疾监舒州灵仙观，尚御药张怀德至观斋祠，讽颇要结之，怀德荐于章献太后，遂召还”(156)。
    还有人利用御药院的权势招摇撞骗。庆历年间李觏揭露：同乡邹子房自京师寄书其家，“自言因奏封事，得恩为斋郎。乡人以其无行也，初未甚信。及见北来者，且问诸部吏，皆曰无之。于是乡人愈疑其诈矣。今兹来归，果无礼部补牒，独执御药院文书一纸以为符验，而沿路郡府佥以衣冠待之。本属转运不疑其欺，又给凭由，使兴置银铜坑冶，因缘形势，蒙蔽州闾，万目蚩蚩，无敢明辨。噫！可怪也。觏窃评之曰，以御药院文书可行耶？不可行耶？子房已受补牒而不以随身耶？且三者，皆可为之切齿也。御药院文书可行，则国家之祸耳；其不可行，或已受补牒而不以随身，皆子房之罪也。……今祗欲凭御药院文字，不必朝省指挥，则是宦者夺宰相之权，王命出小臣之手。祸乱之本，莫斯为大！”(157)所持御药院文书证明自己已是朝廷官员斋郎，居然也被一些地方官认可，可见御药院的权势。
    对于御药院宦官的一些不法行为，朝廷官员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表面上针对的是御药，实际上面对的是皇帝，针对的是皇权。在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明道年间，殿中侍御史段少连揭发“上御药杨怀德至涟水军，称诏市民田三十顷给僧寺。按旧例，僧寺不得市民田。请下本军还所市民田，收其直入官。从之”(158)。违反制度的行径虽然得到纠正，但未见处分杨怀德。看来说其“称诏”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很可能就是皇太后指使，否则“矫诏”的罪名难逃其咎。孔道辅在太后任命他为左正言的当天，即“论奏枢密使曹利用、尚御药罗崇勋窃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对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159)。宋神宗刚即位就任命司马光为御史中丞，司马光上任后首先弹劾御药院长官：“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姿性奸回，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甚多。”宋神宗表示等到宋英宗丧事结束就撤他，司马光说：“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居简狡猾胆大，不惟离间君臣，恐陛下母子、兄弟、夫妇皆将不宁。”连续上书弹劾，表示与其势不两立：“臣与居简难于两留，乞罢中丞与郡。”最终迫使宋神宗罢免了高居简勾当御药院的职务，改任供备库使(160)。
    与御药院宦官斗争的目的，就是杜绝宦官专权及与大臣勾结造成祸害。“祖宗以来，择内臣谨信者勾当御药院。以其职任最为亲近，恐名位寖崇，岁月稍久，则权势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为之，转至内殿崇班，则出为外官。此乃祖宗深思远虑，防微杜渐，高出前古，诒谋万世者也”(161)。在制度设计上，就体现出防微杜渐的用心，御药院长官职位稍高即不可留在身边。至于结交朝臣更不为政坛所允许。嘉祐末，陈旭(即后来的陈升之)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赵抃等人表示强烈反对，重要原因就是他交结御药王世宁：“且今天下之人谁不知陈旭佞邪交结中贵之迹邪？天下之人谁不知陈旭是御药王世宁通家亲戚邪？天下之人谁不知自太祖开国，太宗、真宗三圣以来，迨陛下临御百有余年，未尝有御药中贵人亲戚入两府之人耶？”(162)最终将其拉下马。
    对于御药院的使用，士大夫认为不应多派外出差遣。知谏院杨绘对刚即位的宋神宗指责道：“近闻差勾当御药院王中正往陕西勾事，续又差勾当御药院李舜举继往，未几又差押班王昭明继往。御药院、押班最为亲近之职，祖宗已来，差出甚少。外之官吏苟奉上所亲近之人，不惟扰民，抑甚骇物。今乃旬月之中差御药院二人、押班者一人接迹而行。陛下以此辈为腹心乎？则馆阁台省之臣，乃朝廷所养以待用者，岂无一人可为腹心，而必用此辈乎？”(163)指出御药院长官应当在宫内，外出既扰民，且意味着皇帝不信任士大夫。
    御药院宦官的作为还曾激起民愤。靖康年间太学生陈东等率数万人伏阙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原职，宋钦宗被迫急忙传宣李纲。群众等急了，“奈其书为奸人蔽塞，不即通，军民因毁阙前栏楯，挝登闻鼓，其不逞者，愤宦官之前为奸也，乘势鼓噪，杀御药朱拱之等，至揉其肤发”(164)。这个御药就是被派去召见李纲的，因行动迟缓加以群众对他们长期的积怨被当场惨杀。
    平心而论，宋代御药院宦官虽然职权十分广泛，但权势有限，并未酿成大患。士大夫政治及其对御药院的批评压制，显然起到不小的作用。且看范祖禹的威慑力：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讲，每造迩英，过押班御药阁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顾子敦尝与都知梁惟简一言，公大以为失体。陈衍初管当御药院，来谢，宅门数步外下马，留榜子与阍者云：“烦呈覆，欲知曾到门下。”其后公为谏议大夫，僦居城西白家巷，东邻陈衍园也。衍每至园中，不敢高声。谓同列曰：“范谏议一言到上前，吾辈不知死所矣。”其畏惮如此。(165)
    御药院宦官畏惧范祖禹，是怕遭他弹劾被皇帝惩治，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皇权的镇伏之中。宋高宗认为金朝宦官干政和唐代宦官专权的原因，是“天子纵之所致。朕今在宫中，都知、押班、御药素号最亲密者，非时未尝见，见时未尝不正色”。既不多接触，也不给好脸色，目的是“庶使知惧”(166)。皇帝和士大夫共同努力，有效地控制着御药院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