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日本官方在美国人的压力下对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实施设置种种障碍，但是从日本本国的经济利益出发，在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缔结后，吉田政府还是明确表示欢迎。事实上，吉田茂为了恢复日本的经济，对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充满了很大期待。1954年，他曾在多个国际场合发表言论，主张利用对华贸易离间中苏关系。比如，他在意大利说，中国人和苏联人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区别，对西方来说离间二者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进一步解释：“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不会甘愿忍受外国人的控制。中国人都有一种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有强烈的排外情绪。从中国人的性格分析，我认为他们是蔑视苏联人的。”(15)基于这种想法，当有人问吉田“是否有关于中苏离间的具体方法”时，他说：“无论从一般常识还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看，谁都不能说中国人跟‘算盘’合不来。中共不会不考虑如何获得在海外生活的一千万华侨的支持，他们也不会忘掉通过贸易获得实利的道理。然而，英美在对华政策上意见不一致。美国对中共实行遏制政策，而英国则承认了中共并与之进行贸易往来。我国则不能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任何政策合作。我认为我们应该用经济利益吸引中共，促进他们开放”。(16)吉田之所以抛出中苏离间论，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发展对华贸易而营造有利的环境。对吉田茂来说，中苏离间并不像他公开说的那样是“目的”，正相反它只是“手段”而已，对华贸易才是“目的”(17)。
    虽然日本政府继续追随美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并严重影响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但是，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还是实施了一部分。到1954年年底协定期满时，中日贸易实际成交额达到协定规定额的38.8％，其中中国输出是50.4％，日本输出是27.7％(18)。显然，与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5％)(19)相比，这次有较大进展。只是中日之间这种非常有限的贸易往来，对于朝鲜战争停火后日本糟糕的经济状况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当美军在日“特需”订货急剧减少时，日本经济开始持续衰退，继而引发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日本的出口迅速萎缩，国际收支状况旋即恶化。到1953年底，日本的出口额只有1934年至1936年水平的1/3，还不到同年进口额的2/3(20)。其贸易赤字高达12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在1953年11月至1954年6月，短短的7个月间，便由21.4亿美元下跌至6亿美元(21)。当时日本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NSC125/5和NSC125/6号文件规定的复兴日本经济的措施显然不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很快能对日本经济复兴发挥作用的唯一方式是使日本重返传统的中国市场。
    艾森豪威尔在上任伊始便对中日贸易持同情的看法。在他看来，杜鲁门时期遗留下来的出口管制观已经过时了。考虑到技术的进步和现代战争的性质，他相信战略物资和非战略物资之间的差别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美国对东西方贸易的管制也不再是冷战战略中合理的一环。他认为美国应当鼓励、而非阻碍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从而既有利于促进盟国的经济发展，又有可能把苏联的仆从国争取过来。为此，他提醒其内阁高官们注意，贸易就是“掌握在现代外交官手中的最佳武器”。(22)基于这种独特的东西方贸易观，艾森豪威尔就中日贸易的前景得出结论：同中国的贸易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短期内能满足日本人民的需要，并稳定它的经济。他指出，日本在二战中的败降已经使其彻底丧失了原先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市场及天然资源。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美国应允许日本和中国从事一定数额的贸易。(23)
    然而，美国总统的这种中日贸易观遭到政府内部反华势力的强烈反对。其中，国务卿杜勒斯表现得最突出。他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恢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日本和中国东北之间的联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应努力支持和鼓励日本发展与菲律宾、马来亚等东南亚诸国的贸易。他还回顾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控制中国大陆部分地区的历史，主张美国从中吸取教训，拓展日本和“其他亚洲自由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便至少能作为中日贸易的“临时替代者”。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担心，如果日本在经济上依赖共产党中国，那么它也许就不会成为西方的一个忠实盟友。在他看来，对中国的这种依赖将为中共提供一个控制日本的可怕的俱乐部。(24)这些内阁官员们其实就是担心中日贸易的发展将会破坏美国对华发动总体经济战的最终效果。既然美国对华贸易禁运的终极目的是使中国经济全面崩溃，从而在政治上瓦解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那么对中日贸易的严格限制便是其必然选择之一。
    鉴于反对中日贸易的势力过于强大，再加之麦卡锡主义的猖獗和国会浓烈的反共情绪，艾森豪威尔的中日贸易观很难转化成具体的对外政策并付诸实施。直到日本出现十分严重的经济问题时，缓和日本对华贸易管制的意见才引起美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