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1955年12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商务部长威克斯说：“假如放松贸易管制，日本将会对同中国的贸易兴奋不已”。杜勒斯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补充道：“美国应主要关注日本对(贸易管制)问题的反应。”(37)这显然表明国务卿看到了对华贸易对日本的重要性。甚至美国驻日大使约翰·艾利逊也非常看好中日贸易的发展前景。据他预测，如果强加于日本的对华贸易管制水平下降至对苏联的管制程度，那么中日贸易额每年将增长大约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将超过除了巴基斯坦外日本在1952年和任何一个国家间的贸易数额。(38)与此同时，国防部长威尔逊也认为应当允许日本发展对华贸易。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82次会议上提出，既然中日贸易互补性的特点十分显著，那么这两个国家也许能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会使其贸易计划实行得很好。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事情也许就是许可日本人努力增加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量”。(39)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尤其是，这种态度中表现比较明显的对中日贸易的期待，固然出自于其对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局势不稳的担心，但同时与国内不少利益集团要求缓和对中日贸易管制的活动休戚相关。事实上，中日贸易问题涉及日美贸易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内不少利益集团的经济收益。如果严格管制中日贸易，势必使日本廉价工业品的出口方向主要对准美国市场。一旦大量的日本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内许多产业部门都要受到冲击，经济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情况在1955年已经发生过。当时价格低廉的日本棉制品全部集中出口到美国，出口记录比1954年激增近3倍，使美国棉纺业界的损失惨重。(40)所以，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许多利益集团推动政府放松对中日贸易的管制，以便把日本产品引向庞大的中国市场。在这方面，美国南方的纺织业集团表现得最积极。他们的努力使得一大批参议员开始公开赞成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Walter George)认为美国对其盟国和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限制得太多。他在1955年6月11日呼吁应大规模地扩大日本和中国间的贸易。(41)
    毋庸置疑，美国国会对中日贸易态度的变化助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态度。客观地说，这种态度的确为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美国对中日间频繁的贸易接触表现得不怎么敏感，要求日本严格管制对华贸易的压力随之变小。1955年3月29日，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邀请，新中国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访日。经过一系列谈判，中日双方于5月4日在东京缔结了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对于日方在协定最关键的甲类物资清单上开列的都是遭到禁运的商品，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认为协定规定的该项内容不可能得以充分的实施，所以他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异议。不过，让他最烦恼的是协定所具有的政治含义。(42)因为协定第十条明确规定：双方“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机构；中国方面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在东京设置，日本方面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在北京设置；双方的商务代表机构及代表机构的人员享有外交官待遇的权利。双方并同意努力促其尽早实现”。(43)
    美国国务院担心，通过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日本政府最终会在事实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鉴于现存东西方多边贸易管制协议并没有专门禁止外国商务代表的进驻，国务卿杜勒斯不得不作出结论：美国不能在法律上迫使东京放弃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第十条。他指示艾利逊，在“友好忠告的层次”上向日本政府传递华盛顿不赞成该条款的信息。直到1957年春季，在中日双方打算讨论缔结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之际，美国方面也没有积极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以取消该条款。(44)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中日双方的不懈努力，使得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良好。在协定执行的第一年，完成了协定规定的输出入总额的67.2％，中国输出是92.45％，日本输出是42.4％；该协定延长一年后，完成了77.67％，中国输出是72.92％，日本输出是82.43％(45)。在此期间，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出现战后以来最顺利的局面(46)。就此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无疑是对美国自杜鲁门时期就精心设计的对华经济遏制包围战略的一种讽刺。
    三
    1956年末东欧爆发波匈事件后，美国调整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对华政策亦从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的稍有松动转变为重新趋于强硬。接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酝酿如何继续维持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严格贸易管制政策。1957年3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题为《美国经济防卫政策》的NSC5704/1号文件。其设定的总体目标是“防止中苏集团战争潜力的发展，并破坏该集团内部的团结”。为此，美国“应当支持自由世界目前在贸易管制领域中的共同协定”，“应当避免，且尽力使其他友好国家也避免过分依赖作为市场或原料供应地的中苏集团；鼓励自由世界的国家抵制中苏集团的经济渗透”。针对中国，该文件专门强调，“保持目前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单方面的进出口和金融管制水平”，“尽力维持对共产党中国有效的多边贸易管制体制，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比对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要更严格”。此外，文件还详细规定了对华禁运的物品数目。(47)
    NSC5704/1号文件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即为了贯彻遏制战略，严格保持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禁运，防止他们利用贸易往来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不良影响。当然，文件中“自由世界的国家”包括日本，并且它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管制体制”。所以，对中日贸易的政策自然按照文件规定的内容执行。实际上，文件还表明，美国此时已复归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早期对中日贸易的态度，避免日本依赖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严格限制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随之消失殆尽。此后，东亚局势的变化使美国进一步要求日本保持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
    1957年春季，美国不断表现出对华强硬的态势。5月，美军公然宣布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增强了国民党当局的防卫和进攻能力，致使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的气焰一度十分嚣张。此外，从4月初至6月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除在一系列公开场合散播反华言论外，还表示要把美国的军事防御范围由台湾本岛扩大到金门、马祖等靠近中国大陆的沿海岛屿，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尤其是在美国人的怂恿下，国民党军队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还在金门、马祖一线不断增加兵力。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政府不得不适当调整对美政策，从争取和平协商到加强对美斗争，对美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计划大规模炮击金门的重大举措(48)。于是，台湾海峡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在海峡两岸紧张对立的气氛下，美国依据NSC5704/1号文件，继续严格执行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同时要求巴统各成员国维持“中国差别”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特别要求日本在巴统中国委员会配合它继续实施“中国差别”政策，并支持它反对其他成员国废除“中国差别”的行动。(49)因为1955年底以英国、法国为首的巴统成员国呼吁取消“中国差别”，到1957年春季，该呼声越来越高涨，英国率先行动，废除“中国差别”，放宽对华贸易管制水平，继而巴统其他成员国也效仿行事，(50)但日本一直十分谨慎地保持着与英国人的距离，首相岸信介不仅称英国单方面的行动令人遗憾，而且向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二世保证，“日本在最近的将来不会采取像英国那样的过激措施”(51)。其实，日本人表面上支持美国的行为并不代表其真实的想法。在岸信介领导下的日本新一届政府对此事的考虑相当复杂。
    一方面，岸信介把亲美外交政策、服从美国冷战战略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52)，把同中日贸易有关的经济利益置于第二位，所以他不会为了发展中日贸易而惹美国人不高兴；另一方面，英国等西欧国家通过抛弃“中国差别”，要把日本从中国大陆市场排挤出去，这一危险的前景使岸信介内阁在国内面临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包括来自社会党人、保守党人、商贸界、产业界和劳工界的各行各业(all walks of life)的压力(53)。岸信介认为，日本公共舆论和商贸界对英国人的单独行动表示“强烈同情和支持”，这让日本政府很难无限期地维持“中国差别”，所以希望美国人同意日本也废除“中国差别”，以便帮助他缓解在国内遭遇的政治压力(54)。此外，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内防止团结一致的社会党人的攻击。为了阻止日本社会党在对华贸易及其他有关中国问题上攻击自民党——这是日本所有亲美政治家的软肋，岸信介需要华盛顿赞同日本取消“中国差别”，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55)出于这些考虑，同时为了给1958年上半年的大选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环境，岸信介决定访问美国，力争美国人许可日本废除“中国差别”。
    1957年6月19日至21日，岸信介首相和藤山爱一郎外相等人抵达华盛顿，对美国开始正式访问。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岸信介专门提出中日贸易的问题。他指出，由于“日本和中国有着地理和历史上的关系”，加之“日本的人口问题”，使得“日本人民渴望发展对华贸易”。这句话实际已经向美国总统表明，在对华贸易一事上，他在国内面临来自“日本人民”的压力。同时，他进一步明确提出，鉴于“英国已废除中国差别”，并且“巴统中国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国正追随英国的领导，废止该差别”，那么“日本也支持这种措施”。(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