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日本的经济问题。一年前出台的NSC125/5号文件提出，“日本在战后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和生活标准的降低，已成为共产主义颠覆的肥沃土壤”(25)。显然，日本出现经济和政治上的混乱，会严重影响美国亚洲冷战战略的实施。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前届政府的战略思维是一致的，即日本国内的政治稳定和一个亲西方、亲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立的日本，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出于此种考虑，必须帮助日本尽快克服其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困难。
    在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中，发展日本—东南亚关系、特别是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是既定方针(26)。但为了帮助日本迅速摆脱经济困境，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详细讨论如何有限度地发展中日贸易关系，只不过，多次讨论均无具体结果。因此，其对中日贸易的态度才表现出模糊性的特征：一方面为复兴日本经济而期待中日贸易关系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为遏制中国而担心依赖中国资源和市场的日本很容易被中国所支配。尤其是对中日贸易期待的特征，在日本经济恶化后开始表现得更强烈、更明显。
    1954年8月6日，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认为除非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否则任何单一的措施都不能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他提议美国应鼓励日本与其共产党邻居开展一些贸易，并且这将在铁幕后对共产主义造成不利的影响。当然，他说这些贸易都必须得到严密的监视。(27)这次会议虽无果而终，但反映了美国决策层不得不对中日贸易有所重视。此后，鉴于日本严重的国际收支状况，9月初开始的台海危机对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亦没有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强化对中日贸易的管制。由于对日本的经济困境怀有深深的焦虑感，美国最高决策层依然经常探讨有关发展中日贸易可能性的诸问题。
    在12月1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出：如果完全切断盟国与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那么美国怎样才能帮助那些像日本一样在经济上依赖贸易的国家呢？美国能向它们提供足够的资助来避免其经济崩溃吗？他指出，英国有5200万人口，日本有8500万，这些国家依靠贸易生存。美国已表明无法扩大与它们的贸易。政府每次要求国会降低关税都从国会议员那里招惹出新的提高关税的动议。艾森豪威尔表示担心，如果不允许像日本那样的国家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它们很可能不得不投靠苏联集团。这意味着共产党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将会得到大大增强。(28)显而易见，他借谈论东西方贸易问题间接地涉及中日贸易，对严格管制日本对华贸易也许会带来的政治后果提出了他的看法。
    在12月9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28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再一次提出中日贸易问题。他要求与会者讨论，鼓励日本向中国华北和东北出口大量的日用消费品将最终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需要针对这一问题的情报分析。他还说：“考虑到美国当前的政治气氛，美国自己必须维持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运。”接着他反问，“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日本吗？”杜勒斯等人难以给出令其满意的答案。他敦促杜勒斯尽快就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而不要考虑在鼓励中日贸易的政策中存在的某些风险。对于自己的所为，艾森豪威尔不无得意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使美国人民意识到恢复日本和中国的传统贸易对日本而言是绝对需要的事情，那么这对我们将是十分有利的。毕竟，贸易在外交官手中是最有用的武器。”(29)
    在讨论中日贸易问题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是政府内部积极反对放松日本对华贸易禁运的最活跃的一股势力。它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否定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在1955年年初，国务院提出，日本人“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达到战前水平的任何希望都是一种幻想。对日本来说，把共产党中国作为天然资源的来源地是很危险的，因为共产党的贸易政策有着政治上的动机，其目的就是要分化自由世界”。它还认为，同共产党中国的越来越多的贸易联系，“可能会对美国和日本、南朝鲜、台湾等盟友间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必将极大地阻碍日本通过赔偿、经济开发计划及拓展贸易来强化同东南亚等地区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30)当然，杜勒斯也曾强调，即使放松或取消当前的管制，日本人也不可能从中日贸易的增长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即便如此，他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憎恨美国人，因为是美国的压力导致了对中日贸易的那些管制。(31)由此看来，艾森豪威尔内阁中最坚决反对中日贸易关系发展的国务卿亦开始考虑，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僵硬的贸易管制政策，那么日美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进入1955年，中日贸易仍然是华盛顿决策层讨论的热点问题。4月7日，在第244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出：“我们必须给日本更多的帮助，用以改善它的经济状况。日本消费品和共产党中国货物间一定数额的交易也许会有助于解决日本的问题”。他还指出，除非“日本和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是绝对有害的这种看法”完全站得住脚，否则美国不能“继续忽视日本提出的和中共通商的明显要求”。(32)尽管在会后出台的NSC5516/1号文件与NSC125/5、NSC125/6号文件一样，对中日贸易的政策目标基本维持不变，即继续保持日本对华出口的现行管制标准避免日本在必需的食品、天然资源以及出口市场方面依赖中国等共产党地区(33)。然而，艾森豪威尔内阁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在此方面，国务卿杜勒斯的表现最耐人寻味。
    杜勒斯认为，苏联集团国家是通过发动经济攻势拉拢日本，使其远离西方阵营，最终通过缔结经贸协定而赢得日本。同时，由于担心日本社会内部日益出现的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压力，以及中立主义势力的崛起，他赞同美国不能使日本人在中日贸易中长期地维持现存的贸易管制标准。(34)一方面，杜勒斯在1955年8月底同日本外相重光葵会谈时表示，美国不打算放宽对华贸易管制的标准，因为考虑到“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比较贫穷，不会有太多的物资用于出口，尤其是共产党人不愿意牺牲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商品和日本交换”，所以即使缓和对华管制，也不会给日本带来经济上的重大收益(35)。这反映出杜勒斯为防止日本依赖对华贸易而故意贬低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在1956年3月下旬同日本首相鸠山会谈时，承认中日贸易还是很重要的。他说已注意到日本和中国大陆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这使日本获得了它想要的货物。他还认为，这种贸易对日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同意经常检视美国对华出口禁运商品清单，从而希望能够帮助美国的朋友——日本。不过，他不准备让中国获得能使其实力取得更大增长的物资。(36)这说明，杜勒斯对中日贸易也抱有某种期待，而且没有让美国驻日外交机构强行干涉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