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信介的意见并没有引起美国总统的共鸣。此时艾森豪威尔对中日贸易的看法已经与以前大相径庭。在日本经济处于极糟糕的境地时，他对缓慢发展的中日贸易持十分同情的态度，可是现在，随着日本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57)，他则强调东南亚在日本经济复兴中的作用，鼓励日本同该地区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而不赞成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艾森豪威尔先对岸信介指出中日贸易对日本益处不大：“尽管我们完全理解日本需要和红色中国通商，但红色中国仅有有限的外汇和支付出口的能力，取消中国差别将只会导致在对华贸易中出现交易物资种类的变化，而不会有数量的变动。共产党中国将会用其有限的资金去购买更多的军事物资，日本的总体收益不会增加。”他强调：“我们的资金不是无限的，所以必须支持对东南亚经济援助的任何一个计划，因为它们都是既现实又切实可行的。”言外之意，日本只有同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往来，才可能获得美国的资金。不过，美国总统也不想让日本首相太失望。他说：“我们理解日本必须(在对华贸易中)保持对英格兰的竞争地位，认识到日本现在需要这么做。”他表示随后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58)
    接下来，岸信介和杜勒斯国务卿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冗长的会谈。岸信介再次提出中日贸易问题。他说：“对华贸易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日本期待这种贸易能有合理的增长。”然而，为了让美国人放心，他保证，在日中之间的贸易往来中，“日本政府不打算承认共产党中国或与共产党中国发展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日本首相也向美国人施加压力。他提出：“中日之间有着某种‘历史和地理的联系’，日本绝对有必要拓展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及经济关系。”他还明确要求取消“中国差别”贸易管制，并且对美国国务卿说：“事情已经发展到废除该差别的地步了”。(59)
    对于岸信介软中带硬的话语，杜勒斯首先说：“美国一直认识到日本应该与共产党中国开展适当的贸易，无论是使中国作为日本天然资源的来源地，还是成为日本商品的销售市场”。不过，这位国务卿话锋一转，指出美国对中日贸易的忧虑之处，“美国主要关心的是这种贸易也许会迅速增强共产党中国的战争潜力。目前中国的军事工业仍处于婴儿阶段，并且中国几乎完全依赖苏联提供军事和战备用品。一旦中国获得了独立的战争资源供给地，那么这一地区的战争风险就会大大增加。”(60)其次，杜勒斯强调了美国反对中日贸易的理由。他说：美国认为日中之间的贸易总量将不会增加，因为共产党中国能够获得的外汇金额不大，显然中共当局将利用他们得到的有限外汇额，尽可能地购买像机床和电子设备那样的具有高度战略重要性的商品。美国坚信，对中国大量出口这些商品必将极大地增强其战争潜力。再次，杜勒斯对日本首相提出的废除“中国差别”的要求显得无可奈何。他在谈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取消“中国差别”的行动时说，美国意识到，对于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接受已不被其他贸易国所接受的出口限制，的确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日本一定要和共产党中国发展贸易关系，那么它不能出口战略物资。(61)这就已经表明美国同意日本放弃“中国差别”。事实上，在此方面，美国人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岸信介抵达华盛顿的前一天，杜勒斯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中日贸易问题，美国没办法阻拦日本人步英国人的后尘，因为日本人会说由于需要在对华贸易中保持竞争地位，因而必须追随英国人(62)。
    在访美归国后不到一个月，7月16日，岸信介便宣布日本废除“中国差别”，把对华出口管制标准下降到和对苏联东欧国家同一标准。在巴统成员国纷纷废除“中国差别”的既成事实下，美国只得对日本的行为保持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态度。即便如此，美国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非常敌视的政策。用国务卿杜勒斯的话来说，美国像对待恶魔那样来反对中日贸易。(63)此后，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力图使这些国家在贸易领域的政策无效。其中，美国打算利用对日本的投资作为筹码，逼迫日本政府重新严格管制对华贸易。只是美国驻日大使馆极力反对，认为这有损美国人在日本的形象，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敌对反应。美国不得不放弃该计划。(64)
    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善罢甘休，想尽一切努力，重新使巴统各成员国恢复其联合对华实施的严格贸易管制政策。这一政策在9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NSC5704/3号文件上表现得最显著。该文件和前述NSC5704/1号文件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承认在对华贸易多边管制已消失的情况下，制定新的政策、采取新的措施：“为了在自由世界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中尽力维持某种程度的差别，美国应当同其他国家举行双边谈判”，使单个国家而非多边组织更充分地认识到“共产党中国继续威胁自由世界”的事实，然后，“美国在比多边管制更严格的水平上，鼓励自由世界的单个国家保持对共产党中国的单方面贸易管制”(65)。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确定，根据已发生变化的对华禁运形势，利用双边谈判，在交涉中对每一国单独施加压力，以使其强化对华贸易管制水平，在事实上恢复“中国差别”。NSC5704/3号文件中设定的这种新政策被间接地应用于中日贸易关系上。
    9月23日，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访美。在同杜勒斯会谈时，藤山先谈到日本的许多小商社强烈渴望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并提出，“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考虑授予中共贸易代表进驻日本的许可权。政府的目的是防止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作为中间人卷入贸易当中，同时防止他们以对日本不利的方式来操纵贸易。”他还说，日本政府正设想由日本商人和中国国际进出口公司驻日代表进行直接交易，以取代不得不通过地方左派中间人进行交易的方式。藤山解释说：“日本人相信这种方式将把贸易纳入纯粹通商的渠道，排除政治上的因素介入。他们感觉，这是把日本发展和共产党中国贸易关系的强烈要求引入恰当渠道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不会导致(对中国的)政治承认。”(66)藤山的意见令杜勒斯很恼火。他警告说：“如果日本人打算在中国大陆开设正常的贸易办事机构，那么他们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后果。(日本的)小商人将不会获利，因为共产党人不会和小商社做买卖。他们喜欢像电子设备之类的商品。政治稳定将比商业利益更重要。”他认识到日本人会在其计划中两害相权取其轻，因而仍然劝说日本发展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他强调，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间贸易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且实际上美国支持并鼓励日本人提出的在经济上开发东南亚的想法。(67)显而易见，艾森豪威尔政府强烈反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而且还夸大那样做的负面后果。其用意无非是向日本人施加压力，阻挠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进而达到强化对华贸易禁运的实际效果。
    鉴于岸信介政府大力推行亲美政策，美国人的态度对9月下旬开始进行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谈判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在亲美政策的指引下，日本政府不断地给贸易谈判设置障碍。它先是企图强迫中国商务代表入境时留下指纹，继而又用限制商务代表机构人数的办法进行刁难，最后拒不承认中国驻日商务机构有悬挂国旗的权利。但是，中方谈判代表依据合理的事实和道理坚持斗争。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谈判，1958年3月5日，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终于在北京正式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