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罗斯福曾一再声明，他是相信而且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他较有远见，对贫穷人民有一定同情心，理解到在汹涌澎湃的工农群众阶级斗争面前作出让步的必要性。因而极力要求用国家的力量纠正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特别是贫富悬殊的状况。他在1928年10月16日接受纽约州长候选人提名演说中说：“分析到最后，如果有任何大量公民掉在后面，我们文明的进展都将受到阻碍。”（29）1932年4月7日，他又在竞选总统演说中提到：“没有一个国家有一半人破产还能维持下去”。（30）所以，他在1929年元旦就任纽约州长演说中提醒人们。“没有其他千千万万人的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将死亡，都将无衣无食。想想我们桌上的面包，我们身上的衣服，我们生活中所享受的各种奢侈品，要有多少人在阳光照耀的田野上，在黑暗的矿坑中，在熔铁炉的酷热下，在无数工厂的织机和纺车旁劳动，才能把它们创造出来，供我们使用和享受。”（31）因此，他在1932年4月7日竞选总统的演说中主张：为了克服当前经济危机，要关心和寄希望于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32）
    在1933年3月4日就任总统的演说中，罗斯福谴责那些大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说“他们只知道追求私利者一代的法则。他们没有远见，而没有远见的人民必将灭亡。”（33）
    由于以上这些认识，特别是经济大危机以来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工农群众甚至少数文化人要求“学习俄国佬”，罗斯福深感放任主义已经行不通，由国家根据有限度的抑富济贫的原则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是完全必要的。1931年8月28日， 作为纽约州长，他提请纽约州议会特别会议建立紧急救济署时说：“州政府责任之一，是照顾那些陷入逆境以致没有别人帮助就连生存必需物资也得不到的公民。这一职责是每个文明国家都公认的。”又说：“……毫无疑问，当普遍经济情况使得大批男女由于他们不能控制的原因找不到有报酬工作而无力养活自己或家庭时，州政府同样有责任。政府对这些公民理应给予帮助，这不是施恩，这是社会义务。”（34）
    1932年9月23日， 他在旧金山的一次重要竞选演说讨论政府任务时说：“我们的经济生活控制在支配着美国三分之二的工业的六百多个公司手中，一千万小企业人员占有其余三分之一。更令人震惊的是：看起来，如果集中过程以这种速度继续下去，在另一世纪末，全美国工业将由也许是一百人经营的十二家公司所控制。……”
    “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再生产更多的商品。而是……使现有经济组织适应于为人民服务。”（35）接着他还明白指出：政府应该担负经济管制的任务，当金融、工业巨头的行为违反公众福利时“政府必须迅速干预并保护公众利益。”
    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罗斯福的这些看法和主张的实现是十分困难而有限的。但是，他在1911至1913年初任纽约州参议员时，特别是1929至1932年任纽约州长时，是尽力按照这些看法和主张行事的。（36）1932年他竞选总统时，民主党的政纲也勾画出这种“人人受惠”的、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轮廓。1932年他击败胡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1933年任总统后，他根据当时克服经济危机和缓和阶级斗争的迫切需要，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将这些看法和主张付诸实施，并逐步加以发扬光大。为了区别于胡佛政府的放任主义政策，也就是完全不顾劳动人民死活的政策，他将之称为“新政”。
    所谓新政，大体包括以下内容，一、由国家整顿、加强和管理银行、信贷和货币制度，克服金融危机，限制金融资本的某些极端行为。罗斯福在就职后的第三天即3月6日，命令全部银行关闭四天，并于3月9日督促国会特别会议通过紧急银行法，委托各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纸币以解救货币荒；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购买银行优先股票，给它们提供流动资金；授权财政部整顿和资助银行，并禁止储存和输出黄金。银行制度初步稳定以后，5月27日国会通过联邦证券法，根据此法和1934年6月6日的证券交易法，政府对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实行管理，力求避免再次发生证券市场的疯狂投机。6月16日通过格拉斯-斯特高尔银行法，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开， 防止商业银行利用储蓄者资金投机，还规定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小额存款进行保险。1935年又通过一个银行法以代替此法，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以管理各储备银行的贴现率、利息、兑换率、储备金额以及公开市场活动。此外，为提高物价、刺激生产、鼓励出口和减轻债务人负担，政府还将黄金收归国有，逐步放弃金本位制，实行美元贬值和有节制的通货膨胀。
    为防止资本的过分集中，1935年3月28日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 对那些公用事业帝国“判处死刑”，对其它控股公司实行管理。8月30日的财产税法， 对五万美元以上的纯收入征收附加税；五万美元纯收入征收百分之三十一，到五百万美元以上征收百分之七十五；财产税增到百分之七十的最高限度；公司过分利得税实行累进制以代替单一制，而且税率有所提高。1936年税收法促使公司将利润尽量分配给股东，以便向股东们征收高额附加税，1937年税收法则是为了堵塞梅隆、杜邦，斯龙等家族逃税的漏洞。
    这样，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就和金融资本密切结合起来；同时，虽然巩固和加强了私人金融资本，但也对它“个别坏的方面、个别极端表现”进行了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