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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新政措施，大大加强了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讳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他们也清楚看出新政前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因此，他们把新政前的资本主义称为古典资本主义。（39）那么，新政后的当然是新的或现代资本主义。也有人把新政后的资本主义叫做“一种有控制的资本主义”（40）。 这种新政式的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一方面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它不独基本上克服了1929-1933年空前严重经济危机，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从绝境中挽救出来，延长了它的生命，还大大加强了它。两次新政后，按1958年美元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一千四百一十五亿美元，到1939年增为二千零九十四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按1958年美元计算），从1933年的八百九十三美元增为1940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九美元。如以1923-1925年间每月平均数为一百，到1937年9月，工业生产指数增为一一七，就业指数增为一一二·二（高于1929年的最高额），工资总额指数增为一○九。1937年第四季度起虽然出现倒退现象，但从1938年4月起一经实行新政式的大规模赤字开支，到1938年7、8月间就开始回升，到1939年末就完全恢复到1937年繁荣水平。1937年农业达到近于繁荣的水平，现金收入（包括政府津贴在内）共九十一亿七千六百万美元。1938、1939年虽略有减少，但到1940年又升到九十一亿二千万美元。另一方面，新政的实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垄断资本，使得大部分垄断资本家痛恨罗斯福和新政（41），同时，改善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处境。1929年到1941年之间，美国每年收入在二千美元以下的家庭的比例，下降百分之二十二。全人口中处于下层的五分之二的收入有所提高，而处于上层的五分之一的人收入则降低百分之十，最上层的百分之五则降低百分之二十（42）。在政治社会地位方面，二十年代时，垄断资本家高于一切人。但到三十年代，企业界以外的人，特别是政界人物和知识分子，地位大为提高。广大工农和少数民族的地位也有所上升。其次，就是美国从此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所说，它“保证了全国人民的最低福利标准。”（43）这种情形，当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斗争。罢工在1937年达到最高潮后，1938年减少了一千九百六十八次，参加人数减少一百一十七万二千；1939年较1937年减少二一一三次，参加人数减少六十九万。反之，大部分工人都被工会吸引到与民主党的联盟中去了。（44）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934年尾，负责监督一切新政机构的全国非常会议主席弗兰克·沃克到全国视察国民工程管理局的工程，回到家乡蒙大拿州，看见一些过去的同学在开沟挖渠，铺设污水管，其中一人从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给沃克看，并说：“弗兰克，你知道吗？一年半以来，我的口袋里第一次装上了钱！在这以前，我身上除了几张可以换食物的食品券以外，什么也没有”。另一个说：“要不是这个工程，我真不知道我会落到什么地步。我的积蓄已统统花光了。我只能出卖或典当我所有的一切了。我的孩子们没有吃的。我站在面包店的橱窗前面发呆，简直按捺不住，真想拿起一个石块砸碎玻璃窗，把那些面包抢回家去。”（45）这就说明，由于有了新政，千百万行将铤而走险的人回头了。所以到1939、1940年，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那些背靠极右势力并利用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政治蛊惑家们的力量，都急剧衰落（46）。 冲破极左的思想桎梏，认真研究并正确认识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成果，全面评价它的作用，就可以发现列宁不曾见到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这种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须有别于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要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适度缓和阶级斗争。 这就是资产阶级政界人士和学者所称道的走“福利国家”的道路。 这个规律，如果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看，就更加清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之时，各资本主义国家便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军事垄断经济的发展，在德国达到了特别高的程度，在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形成了广泛的规模。”（47）1919到1929年，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较战时大为削弱。但到1929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加强了，不过各国情况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德、意、日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阶级斗争更加剧烈，不独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反而自取灭亡。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除1932年上台的社会民主党在瑞典大力建设“福利国家”外，资本主义大国中，只有1933年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政府不太自觉地意识到：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果要避免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延长自己的生命，只有大力加强“新政”式的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也就是建立“福利国家”这样一条出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当时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因而对服膺剑桥经济学通过供求力量自动调节的均衡理论，反对“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英政府感到失望，并于1933年末在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说：“你已经使自己成为各国力求在现存社会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信托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