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十七世纪，中国和欧洲相继进入封建社会晚期。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相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在旧大陆的东西两端勃兴。在欧洲，便是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则是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哲人掀起的“破块启蒙”的进步思潮。两相比较，于同异之间，可以窥见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一、近似的氛围中鸣奏的同类乐章
    中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存在着明显差异。贵族庄园制经济、骑士封建制度是中世纪欧洲的主要特征。地主小农制经济、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基本格局。然而，无论是中世纪的欧洲还是中世纪的中国，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的本质是近似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封建主占有土地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奠基于此的封建意识形态，在东方和西方也存在着共通之处。
    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充满了宗教迷狂。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①。科学成为教会的婢女，哲学成为神学的奴仆，文学是“圣者”的言行录，史学沦为寺院的编年史。连数学也用神学观点解释：“1”代表上帝，“3”代表“三位一体”。《圣经》被奉为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最高准则。谁敢越雷池一步，便会投入牢狱甚至惨遭火刑。中世纪的中国没有象欧洲那样出现席卷全社会的宗教迷狂，但自西汉以来，儒学定于一尊；宋明以后，程朱理学更挟朝廷之力风靡天下。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制度明确规定，命题取自四书五经，答题须依朱注解释，连字数多寡，也有严格规定。凡“有乖于圣学经义”，“离经叛道”者，便被指斥为“异端”。宋明理学作为一种世俗哲学，当然不同于欧洲的基督教神学，但也有相通之处。宣扬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便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历史推进到中世纪晚期，中国和欧洲都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它是作为此后几个世纪诞生的资产阶级启蒙文化的先驱而降临世上的，因此，可以把它称作“早期启蒙文化”。这种文化形态不约而同地在旧大陆东西两端兴起，是因为在欧洲和东亚的中世纪晚期，出现了相类似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动向。
    第一、十四——十七世纪之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相继破土而出。
    在欧洲各国中，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早在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的若干城市出现了手工工场和银行业。而农奴制的解体，也是最先在意大利发生的。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市，建立了由商人贵族统治的城市共和国，有力地推动着工商业的长足进展。十五——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因素在法国、尼德兰、德意志、英国等地也发生发展起来。其突出标志之一，便是工商城市的蓬勃兴旺。法国巴黎已拥有人口三、四十万之众。尼德兰境内的布鲁塞尔、安特卫普、鹿特丹等城市，都已经是工商业发达、人口集中之地。这些聚集着新兴市民的城市提供了一种特殊氛围，使得与中世纪神学文化相异的新文化滋生繁荣。这些早期的近代城市便成为震古铄今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温床。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十六——十七世纪，即明嘉靖——万历年间。尽管对它的发展程度史学界评价不一，但这一阶段出现了新的经济动向却是多数学人所共认的。首先，嘉靖——万历之际，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的规模日益扩大。苏州的情况最为典型：“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织工“嗷嗷相聚于玄庙口，听大户呼织”②。“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着矣”③。这类记载，展现了早期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关系的雏形。其次，嘉靖以后，商业资本显示出空前活跃姿态。其触角伸入冷僻山区，扩张到东、西两洋，而且开始直接经营手工业或以预付资金方式控制生产。如“松江旧无暑袜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鬻取值”④。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商业资本，开始了它“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运动。农村中，“计岁而受值”或“计日佣者”的农业雇工制也在某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区域出现。雇主与雇工之间基本上是纯经济的雇佣关系。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从事以出售性农作物种植的经营地主应运而生。其剥削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佃田收租转变为雇工直接经营土地。以上种种经济态势，虽还只局限于少数地区的部分行业，但已经显示出一种新的趋向。而这种新的经济态势必然激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旧斗争、传统与反传统斗争。
    第二、空前规模的民众反抗斗争撼摇封建统治大厦。
    从十四世纪后半期到十七世纪初，欧洲各个封建国家内部阶级矛盾与外部民族矛盾尖锐和、深刻化、空前规模的反抗运动在城乡广泛展开。十四世纪的多里奇诺起义、约翰·保尔化“罗拉德派”活动，特别是捷克胡司运动，都猛烈地冲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直接启迪着文化思想的大革命。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农民战争更“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也引上舞台，他们手里拿着红旗，口里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⑤。
    与欧洲相仿，十六、七世纪的中国，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新的含义的民众反抗运动。明万历年间，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工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如万历二十七年的临清“罢市”、荆州市民的反陈奉暴动；万历二十九年著名的苏州织工反孙隆的大暴动；万历三十年景德镇市民反矿监的暴动。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批出现的由商贩和工匠领导的市民骚动，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及都市民众与肆行掠夺的封建统治者的尖锐对立。
    万历年间东林党人的活动也带有某种市民反对派的色彩。东林党由代表江南富民利益的封建士大夫组成。他们活动的特点是通过聚众讲学“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药之”⑥。在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形势下，他们所采取的借诸讲学，干预政治，形成舆论，促进社会政治改革的方式，反映了一种初级的民主要求。明王朝为镇压“处士横议”，于天启年间大肆围捕东林党人，并尽行拆毁一切书院，严禁自由讲学，自由结社。这场血腥镇压，激起了大规模的士民反抗斗争。东林党人杨涟、魏大中、李应升被捕之时，士民“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旗而夺公”⑦。周顺昌的被捕，不仅激起了震动朝野的“开读之变”，而且苏州市民倡言“天启无道，相约不用天启钱。各省府州县从而和之，积天启钱无算”⑧。抗争矛头直指以天启帝为代表的最高封建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