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是那一时代的精神产品。但当启蒙大师们涵泳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从古代文明中吮吸养料时，先秦学术的重伦理、重政务以及与自然科学保持距离的传统精神便如酵母一样，在早期启蒙文化中产生巨大作用。
    欧洲和中国的早期启蒙文化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不同的历史土壤、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的产物。而这两种文化类型一经诞生，又各自发挥了不同的社会功能。
    文艺复兴运动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以及形式逻辑思想体系的建立；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与迅猛发展准备好了思想利器。文艺复兴掀起的人文主义洪涛，冲击了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大大促进了个人才智的发挥，为近代社会的降临作好了准备。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文化思潮也存在着弊端，它推动人们片面追求个人价值，忽视社会责任，最终趋向“人欲横流”，发展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
    中国传统民族精神在社会功用上也同样具有两重性。传统的伦理精神有其升华的道路，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国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保卫民族、社会生存的巨大精神力量。民本主义则直接启迪政治家、思想家关注民众疾苦，反对暴虐政治，并孕育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如忧国忧民的诗人屈原、杜甫、范仲淹；忠勇报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饮雪吞毡、大义凛然的苏武；高咏“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这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奇观。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傅山等，也正是这一行列中的杰出人物。当然，富于伦理精神的文化传统又有精神虐杀的一面，在漫长的中世纪，它成为封建压迫的一种形式。它将封建等级关系伦理化、凝固化。在伦理义务的绝对拘束之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是完全被抹杀、漠视的”（47）。整个社会呈现僵化而有秩序的状态。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虽然对封建伦理学说提出了一些批评，甚至某些激烈的批评，例如，他们对专制君权的抨击与否定。但是，他们无法从根本上突破传统伦理学说的罗网，建立起新的伦理学说体系。其原因固然与历史土壤未得到根本改变有关，但文化传统的巨大惰力对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巨大束缚显然也是不可低估的。
    三、发展前景歧异，却又殊途同归、百川聚海
    历史推进到十八世纪。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不同态势。
    在欧洲，文艺复兴直接启迪下的法国启蒙运动勃兴。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悉心探讨的许多范畴，在法国启蒙运动那里得到发挥：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哲学家蒙台涅的“怀疑论”，对法国启蒙运动有重要影响。蒙台涅认为，盲目虔信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科学给人们最大的启发便是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查一切。法国的一些启蒙思想家都以蒙台涅为先师，传扬他的积极的怀疑精神，猛烈冲击中世纪的传统信仰。
    另外两位文艺复兴巨匠，英国的培根和霍布斯为法国启蒙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的始祖”，他重视感性经验、事实的蒐集、科学试验的方法以及工艺技术。霍布斯继承培根传统，断言认识的对象无非是物质的东西，表示出与唯心主义宗教神学截然不同的观念。培根、霍布斯等英国哲学家成为“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48）。狄德罗更认为，他的哲学思想深受英国唯物主义的影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文艺复兴拨开中世纪蒙昧主义迷雾，把人们思想由灵明世界引向此岸世界。法国启蒙思想家将这一点加以阐发。狄德罗声明“人是我们应该由此开始和应该追溯到的统一存在物”，他反对神权对人和自然的统治，主张将上帝独处一隅，使之不得妨碍世俗事物。更为重要的是，在人文主义者追求个性解放与人身自由的思想基础上，法国启蒙思想家鲜明地提出了政治和社会的权利要求。
    在理性与信仰问题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反对宗教、教会和经院哲学强制理性服从信仰的桎梏，指出理性与信仰是两回事，透露出为理性争取独立地位的倾向。法国启蒙运动则鲜明地举起“理性”大旗，霍尔巴赫宣称：“我不否弃自己的理性，只有理性才使我有可能区别善恶，分辨真伪”。在理性的衡量下，“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49）。他们的“理性主义”孕育了“理性的王国”——即资本主义国家——的诞生。
    文艺复兴大师们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关注、研究及所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表明，启蒙必须依靠科学，而科学也离不开启蒙。法国启蒙思想家在这一启示下，大力倡导科学精神，研究自然科学、传播新的自然知识。狄德罗主持编著的宏制巨篇《百科全书》，立足于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最高峰，对十八世纪以来欧洲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进行了一次全面检阅。
    在文艺复兴时期，“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50）。恩格斯的论述，揭示了从古希腊文化——文艺复兴——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文化思想的圆圈运动，显示了文化史发展进程中上升性与回复性的对立统一。
    中国早期启蒙文化却未能象文艺复兴那样，由“破块启蒙”走向雄浑壮大，它所经历的道路曲折坎坷。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抱负和“直捣黄龙”的气势批判和清算了理学，却因“门人故旧又无一有力者为之推挽”（其遗著搜集者邓湘皋语），以至著作晦埋。直至近代，《船山遗书》才得以刊行，而发难者竟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其目的乃是利用王夫之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为封建王朝服务。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思想为后人推重。承继者即清代汉学一派。这个学派虽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历算、舆地等方面做出了斐然可观的成绩，但乾嘉学派中的绝大多数避开了顾、黄文化思想中的启蒙因子这一精华，闭目不视政治现实，终日徘徊于古籍的狭小天地之中，蔽于古而不知世，蔽于词而不知人。他们虽然继承和发展了顾、黄的学术研究方法，却不是顾、黄精神气骨的承继者。至于徐光启富有近代色彩的科学思想，在十八世纪更是继响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