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类似点还表现在宣传策略的一致性上。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兴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鲜明表象。“人文主义之父”佩特拉克雅好古典学艺，他到处搜求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手稿并加以传布。人文主义者荟萃的佛罗伦萨更盛行“希腊热”。人们开办希腊学院，讲授古希腊哲学和文学。这种特殊的现象导致人们把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或“复兴”作为这一时期文化运动特点的概括。中国早期启蒙大师们亦具有推崇古代世界的表象。在批判时政、阐述未来社会图景时，他们常常搬出“三代盛世”。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亦往往隐藏于对“古色古香”的经学、子学的研讨之中。如顾炎武以复兴汉学为旗帜；戴震疏注《孟子》；唐甄《潜书》文体多仿《墨子》、《孟子》、《庄子》，而他本人亦以周秦诸子自居。
    欧洲与中国的早期启蒙大师对古典文化的爱好，并非古文明的简单回复。文化的历史表明，一种酝酿新文化的运动，当其自身内容尚未寻找到成熟的独立表现形态时，常常不得不请出古代权威，在复兴古学的形态下寻求革新。
    欧洲和中国的早期启蒙学者之所以将眼光投向古典文化，还因为在古典文化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宝藏，许多成份稍加改造便可以为其所用。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便是利用古希腊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非神学思想，与天主教的蒙昧主义、经院哲学相对抗；利用古典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与中世纪的来世观念、禁欲主义作斗争；运用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制批判封建专制。在他们所宣传的古希腊文化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幽灵的丑恶、虚幻暴露无遗。中国早期启蒙学者同样如此。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戴震等回溯中国古典学术是企图从中寻觅反传统的武器。顾炎武明白宣布：“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26），而他的著作便是仿效先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27）。其托古改制之意跃然语间。颜元将这一思路阐述得更为清楚。他在给钱晓城书中说，“仆谓古来诗书，不过习行经济之谱，但得其路径，真伪可无问也，即伪无妨也”。可见醉翁之意不在复兴古学上。法兰西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罗沙尔道出了这些哲人的心意：“我们研究了古人，是为自己开辟了道路。”
    欧洲和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都有一种“复归”古典文化的倾向，而在这个“复归”之中，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共同规律，表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文明都在沿着“古典——中世纪——近代”这个大圆圈运行。后一环节否定前一环节，而第三个环节与第一个环节有许多近似之处，却又比第一个环节大大前进了一步。总之，文化的历史不是直线前进，而是螺旋上升。中世纪晚期的进步文化界复兴古典文化，便是这种历史辩证法的必然表现。西方和东方莫不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欧洲与中国的早期启蒙文化基本是平行发展的，很少有彼此交流的机会。明末清初，南欧的耶稣会士来华，有选择地传布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但对他们视为“异端”的人文主义社会学说和文学艺术，以及近代自然科学中富于革命性的理论却讳莫如深。直到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哥白尼的“日心说”才为中国所知。莎士比亚被介绍到中国则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清咸丰六年。而第一本较全面介绍文艺复兴的书《欧洲文艺复兴史》（蒋方震著）至一九二一年才出现在中国书肆上。因此，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是在极少相通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但两地的早期启蒙运动却具有如此众多的类似点，这决不是偶合。它说明世界各主要民族在冲决中世纪藩篱的历史关口，都必然要兴起一个文化的启蒙运动，其思想主流也大体一致。这雄辩地显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存在着内在的规律性，历史发展有着共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向。
    二、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条件孕育出来的两种文化类型
    正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一样，人类历史运动既存在着共通的规律性，又表现出“纷纭挥霍，形难为状”的无限复杂的多样性。欧洲的文艺复兴与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其趋向固然大体一致，但是不同的历史土壤，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赋予它们缤纷殊异的面貌，呈现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
    第一，欧洲——人本型文化，中国——伦理型文化。
    如前所述，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在抨击封建蒙昧主义时，高度肯定“人”的价值，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以“人”为本，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他们要求最充分地发展人的“个性”和事业，满足人的“欲望”从这一思想主流来看，欧洲早期启蒙文化可称为“人本型文化”。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虽然也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欲”的正当性，但是，他们更为重视“人”对社会国家的伦理义务，认为只有在这个范畴内，“人”的价值“人欲”才具有合理性。王夫之便是如此，他一方面提出“珍生”主张，反对贱形、贱欲、贱生，另一方面又强调“有公理，无公欲。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28），主张“行天理于人欲之内，而欲皆从理”（29）。他特别强调“仁”的意义，在他的未来国家的蓝图里，君主“仁天下”，庶民“亲亲”，充满了理想的伦理道德的诗意。顾炎武、颜元、戴震等尖锐批判程、朱、陆、王学说中特别反动的部分，但又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仁义是道德的最高范畴。如顾炎武所言：“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贞，妇之信，此天之以命，而人受之为性者”（30）。当然，明清之际启蒙大师们的伦理思想不能与传统的、陈腐的伦理思想等量齐观，其中已含有批评传统的因素及启蒙因子，但从他们对伦理道德的高度重视而发出的和声中，我们不妨说，中国早期启蒙文化具有浓烈的“伦理型”色彩，这与欧洲文艺复兴重视个人的人文主义文化路线是大相径庭的。
    第二，欧洲——重科学，中国——重政务。
    文艺复兴的巨大特点是近代自然科学高度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其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31）。造成这种情势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文艺复兴大师们的倡导与实践，在其中也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达·芬奇便热烈倡导人们把视线转向对大自然的研究，做“能创造发明和在自然与人类之间作翻译的人”。他不仅以巨大的精力从事艺术创作，以名画《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向中世纪神学挑战，而且以极大的热情进行浩繁的科学试验。在他的后半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科研和机械设计，并在应用科学上作出了大量卓越的发明和创造。“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法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号召人们冲破封建蒙昧主义的迷雾。恩格斯高度评价文艺复兴的大师们“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32）。从近代自然科学在文艺复兴中的地位以及文艺复兴大师们对自然科学的普遍重视来看，欧洲早期启蒙文化具有鲜明的近代自然科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