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国早期启蒙文化歧异的发展态势，表明外部条件与内部条件对于进步思潮的发展与壮大是何等重要。自十六世纪后，欧洲资本主义因素持续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启蒙文化亦在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从而直接启迪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发生。而在中国，发展艰难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中遭到破坏，乾隆以后才逐渐恢复到万历时代的发展水平。在此之后，封建专制政治的不断强化，文化专制主义的日益严酷以及闭关锁国政策，窒息着新经济的顺利前进。这就导致明清之际开始萌生的早期启蒙思潮缺少持续发展的土壤，只能自然中断。同时，中国早期启蒙思潮中所蕴含的某些先天不足的因子，如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立、封建伦理思想的深刻烙印等，也阻碍着它由幼稚走向成熟，由弱小走向雄浑壮大。
    欧洲和中国早期启蒙思潮所呈现出的思想趋向近似，发展前景歧异的情势是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的又一典型例证。然而，尽管种种障壁在中国大地上造成历史运动的多次回流，却无法改变其运动总方向不可逆转的趋势。
    早期启蒙文化在中国经过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相对沉寂（当然也时有显露），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刺激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在酝酿着，找寻着喷发口。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到孙中山、章太炎等近代思想家们，一方面从西方近代思想武库中寻找批判封建主义的利器，另一方面又要在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中寻找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此刻，一度中断、湮没达两个世纪的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便成为近代先进人物所借重的武器。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明夷待访录》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发，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又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51）。章炳麟更名为太炎，明白表示他对顾炎武的倾慕以及精神气骨上的承继关系。此外，五四运动中，“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对李贽反对封建独断论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借用；毛泽东、蔡和森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的革命团体还以“船山学社”命名，表明他们对王夫之思想的倚重。近代中国这种向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复归的现象，标志着中国启蒙文化运动，在经历了崎岖道路后，终于完成了其圆圈运动。而这个圆圈尽管与欧洲由文艺复兴走向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圆圈格局有所不同，但其大的趋向却别无二致。由此可见，人类历史尽管五光十色，复杂纷纭，但这种多样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统一性，正如统一性并不排斥多样性一样。中国和欧洲早期启蒙文化发展路径大相差异，却又殊途同归、百川聚海的历史运动，恰好表明在人类文化史上，确乎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一切民族都要以各种形式经历的必由之路。
    对比中国和欧洲中世纪末期的进步文化思潮，既可以看到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是何等顽强地制约着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历史运动的进程；又可以发现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因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那个一般规律的制约下，各自展示出千姿百态。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52）。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页二三一。
    ②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③《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六七六。
    ④范濂：《云间据目抄》。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页四四四。
    ⑥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一》。
    ⑦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
    ⑧《旷园杂志》卷下。
    ⑨《朱子语类》卷一三。
    ⑩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11）见《潜书·室语》。
    （12）《黄书·原极》。
    （13）（14）《存性编》。
    （15）（16）（17）（18）《周易外传》卷三、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