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大师们同样是那个时代博学多才、具有巨大总结性与创造性的巨人：王夫之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推进到一个灿烂的阶段；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史，而他的史学研究直接启迪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兴起。顾炎武在音韵学上作出了巨大成绩，他“复兴汉学”的实践开后代“汉学”研究之先河。但是，从启蒙文化的范畴而观，明清之际的启蒙文化富于强烈的政治性，近代自然科学的色彩相对淡薄。在启蒙大师的行列中，尽管也产生了徐光启这样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但其科学思想在晚明学术界中影响甚微，以他为首的“西学派”只是当日士大夫群中的凤毛麟角；王夫之、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中，尽管也含有关于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的理论论证以及关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原理的论述，但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自然哲学仍然只居次要地位。综观几位启蒙大师的主要著作与言论，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所全力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命运与民生的疾苦。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中的大多数往往从青少年起便“以天下为己任”，慷慨酣歌，论天下大事。王夫之“自少喜从人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33）。方以智自述青少年时代“处泽国，好悲歌，……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34）。徐光启少时便“以天下为己任”（35），他一生的活动，始终如一地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明末清初特殊历史条件下，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积极参加抗清活动，表现出与民族共命运的决心。顾炎武、王夫之更相继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与君主不能“自固其类”便“可禅、可革、可继”论。与此同时，他们莫不对在封建经济、政治重压下辗转呻吟的民众表示深切同情。王夫之曾描绘农民、织女、渔夫、猎人以及淘金、采珠者艰难生活情景，表达自己“寒心而栗体”（36）的心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广泛披露了当时人民所受的深重压迫：“南人困于粮，北人困于役”，“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剥夺已极的贫民“必至于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他突破一个曾有八百亩江南土地的缙绅地主的阶级局限，发出“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37）的呼吁。因此，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在勾勒自己的理想社会图景时，无不提出“平均地权”的种种主张。如黄宗羲的“平均授田”论；王夫之的“有其力者治其地”论；李贽的财产私有为“自然之理，必至之符”（38）论；颜元的“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39）论。总之，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强烈关注，与政治斗争的密切联系，是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重要特点。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注重自然哲学的“智者”路线有着明显差别。
    欧洲与中国的早期启蒙文化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不同显然是造成两种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水平显然超过中国明清之际。文艺复兴的温床佛罗伦萨，在十五世纪前后已建立了初期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形式——城市共和国、呢绒、丝绸纺织业、印染工业、银行兑换业等都相当发达。一三三八年，佛罗伦萨已拥有银行七十家。明清之际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之相比，则显得较为嫩弱。从发展空间来看，资本主义因素仅仅局限于江南一隅；从发展程度来看，商人资本既有投资手工工场，支配生产的一面，更大量地却是流向土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农村中经营地主一方面雇工直接经营土地，另一方面却又保持旧有的剥削方式。在严密、完备的封建结构的制约下，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隙缝里挣扎、苦斗。这就决定了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发育不良。其近代色彩不如欧洲文艺复兴那么浓厚。
    其次，欧洲和中国早期启蒙文化之所以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还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存在着巨大差异。黑格尔曾经表述这样的看法：人类精神文化，无不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40）。在文化史的研究中，我们固然不能把民族精神视为“推动那个民族的一切行动和方向”（41）的唯一动力，但也不应否认或低估民族传统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每一个个人都是他自己民族的儿子”，我们在考察东西方的早期启蒙文化时，也应当把握它们各自的“民族精神”的标记。
    灿烂的古希腊文化，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源头。而希腊文化具有如下鲜明的特色：第一，“构成希腊人主要民族性和重要业务的，就是同感官的自然性相反的人格欢乐的意识，以及个人权力表现的需要，不是单纯寻求娱乐的需要，藉此取得特别的显荣和相随而来的享受。自由自在，宛如中天歌唱的小鸟，只有人类在这里才这样表示着他的无拘无束的人性里的一切，靠这种表示来证实自己，来获得承认”（42）。个性原则构成了希腊精神的基本性格。“各个人都保持他自己的地位”，专注于个性的发展，“要表现他们自己，并且要在表现中找着快乐。”那描绘了健美形态的雕塑、绘画、那蔚为风气的竞技比赛，在很大的意义上出自于希腊人表现自己美丽形态、表现自己力量的心理趋向。这种民族精神必然推动人们对个人实体价值——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追求。第二，在古希腊文化中，哲学具有重要地位。而古希腊哲学发端于自然哲学，以对自然普遍原理的求索肇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哲学是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而发生的。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43）。这种学术途径导致希腊思想家在冷静观察自然、思考自然的思维活动中，普遍具有追求严密的公理化系统的倾向。与此同时，也造就了古代希腊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结为一体的特点。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本身也就是自然科学家。杰出的亚里士多德不仅在哲学上建立了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而且在自然科学上颇有建树，成为负有盛名的物理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天文学家。希腊精神的元素在欧洲世界广泛地播下了种子。欧洲早期启蒙文化的人本主义倾向以及对自然科学的高度注意，当然是那一时代历史土壤的产物，但希腊精神元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漠视。
    中国文化长河源远流长，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术可谓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之母。先秦诸子学术对后进文化，以及民族精神都造成巨大影响。
    （一）重伦理。先秦时代的孔子是中国封建伦理学说的奠基人，他以“仁”为“至德”，而把孝悌、忠信、礼、勇等都从属于仁的总原则之下。孟子又将孔子的道德学说加以条理，提出“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道德条目。儒法两家学说不同，但全神贯注于道德伦理同样是法家学说的潜质。韩非子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的三纲思想；管子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并强调“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44）。由先秦思想家构造起来的伦理学说，其历史土壤是宗法家长制，而它一经产生，便对中国传统精神产生巨大影响。黑格尔用“家庭的精神”一语来概括中国民族精神的特质，含有合理成分。
    （二）重政务。如果说希腊哲学发端于对自然界的惊异之中，那么先秦哲学则产生于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各派思想家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展开一场空前规模的学术大辩论，正是在这空前活跃的氛围中，先秦诸子学术得以诞生。因此，与探索自然奥秘、关注自然科学的希腊哲学不同，先秦学术基本上是政治哲学。而正是在高度重视政治事务、政治方向的先秦学术中，产生了关注民众力量及民众生活状态的民本主义。孔子有“苛政猛于虎”的名言。老子反对暴力镇压与重税，指出“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轻死者，以其上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轻死”（45）。将民本主义发挥到极致的孟子主张“政得其民”，提出君王必须“爱民”、“利民”，而不可“虐民”、“残民”、“罔民”。当齐宣王询问诛讨桀纣是否合法时，孟子明确指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46）。这一民本传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思想造成极为强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