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戛纳决议把热那亚会议的任务明确为复兴欧洲经济，但不论是戛纳决议本身的内容，还是其后的会前外交，都证实了作为会议首要发起国的英国的真实目的是解决俄国问题，即解决苏俄与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
    1月6日，在通过召开国际经济财政会议的建议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又提出了旨在确保会议成功的六项条件。条件名义上是所有国家在恢复正常繁荣过程中合作所必需的条件，但其内容的实质是针对苏俄的。
    戛纳条件本身包含着明显但意味深长的矛盾。条件的第一款宣称“任何国家均无权将本国的所有制、国内经济生活体系及管理制度强加于别国”。同时还强调：“每个国家都可以自己选择它所喜欢的体制。”但紧接着第二款便语锋一转：“但是，在获得外国资本的援助以前，受援国必须保证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利及其企业的利润不受侵犯”。对于上述保证的具体内容，戛纳条件的第三款作了详细的规定，即希望获得外国贷款的政府必须“明确承认国家、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已经签署、可能签署或担保的一切国家债务与义务；承认归还一切属于外国人的财产或补偿外国人因财产被没收或被扣押所蒙受的损失；承认能够公正地保护商业及其他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并使之具有强制力量的立法和司法制度”（31）等等。显而易见，在戛纳条件第一款与第二、三款之间的确存在着矛盾。法国总理白里安在逐条讨论戛纳条件的过程中曾经对此表示了疑问，劳合·乔治直言不讳地回答：“这是故意的”。他继而解释道：“戛纳条件的第一款与第二款应一起考虑，一方面它表明协约国不希望以任何方式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希望获得外国资本，它就必须尊重财产权。”（32）其真正含义就是一个国家尽可建立它所喜欢的政治体系，但如果它需要外国资本的帮助，它就必须向外国政府制定的财产权低头。由于苏俄是即将应邀赴会的所有国家中唯一实行与众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并且正因国内饥荒而迫切需要外援，所以戛纳条件的矛头所向不言自明。不仅如此，劳合·乔治还坚持在戛纳决议的末尾直接点明给予苏俄承认的可能性，宣布“如果苏俄为了得到援助以发展贸易而要求政治承认的话，协约国将准备只有在俄国政府接受上述条件后才能给予这种承认。”（33）他指出：“让苏俄在赴会前清楚地知道情势如何是同样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使他们的代表必须拥有全权并且他们不能再说什么存在着误解。”（34）显然，劳合·乔治的用意是要利用热那亚会议这个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与苏俄的关系问题，甚至准备给予苏俄政府政治承认。英国外交部主管北方司的助理大臣格雷格里会后在记录中写道：“戛纳决议的公开承认的目标之一即在热那亚或作为热那亚计划的结果与俄国缔结一个全面的和约，这当然等于法律上承认俄国。”（35）
    劳合·乔治之所以在他的设想中把欧洲的经济重建和调整同苏俄的关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准备正式承认苏俄政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他的心目中，苏俄是能够真正打开欧洲经济凋蔽这把锈锁的钥匙。首先，他相信通过恢复与苏俄的正常关系一定能带动欧洲的经济车轮。苏俄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占有特殊地位：战前曾占全世界粮食出口的四分之一；欧洲所需亚麻的五分之二；世界大麻制造的半数和运往英国木料的一半。战后英国乃至欧洲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能缺少如此重要的原料来源。然而由于战后俄国一直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西方与苏俄的关系未能全面恢复，因此恢复与苏贸易的努力收效不大。劳合·乔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在事实发生变化之前，（对俄）贸易的全面恢复将是困难的。”（36）其次，劳合·乔治认为和平的环境是经济复兴的前提保障，而给予事实上已巩固存在的苏俄政权政治承认则有助于欧洲和平的实现。苏俄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及在东欧举足轻重的影响决定了它在欧洲和平缔造中的份量。劳合·乔治在阐述他的和平构想时指出：“热那亚会议的第一个目标是所有的欧洲国家缔结一个条约，特别要包括一份俄国不进攻邻国，而波兰、罗马尼亚也不进攻俄国的谅解”。（37）然而这项构想的实现离不开苏俄的合作，正如劳合·乔治强调的：“没有承认俄国，我看不到这将如何成为可能。”（38）最后，劳合·乔治相信给予苏俄法律承认有助于加速其政权向资本主义转化。根据有关苏俄国内形势发展的情报和分析，他认为苏俄领导层内部有派系分别：“一派是完全共产主义的，另一派准备在与外国交往中放弃共产主义”。“如果这个党内准备放弃布尔什维主义并与西方资本家建立联系的一派掌握了政权，那么不去帮助俄国回到文明国家团体中来将是愚蠢的。”（39）基于这种认识，劳合·乔治表示：“如果俄国人要求全面的承认，那么，我们应该说我们可以有条件地承认所要求的承认”。因为“通过承认他们，我们就可以支持那些在俄国的希望和解的人。”（40）为此，劳合·乔治明确了英国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基本立场：“如果俄国代表团来到热那亚实际上放弃了他们的共产主义原则并愿意加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谈判，我们应该给予俄国的反共分子以全部所需的支持。并宣布如果共产主义的原则被放弃，我们将准备援助俄国的经济发展。”（41）多方面的因素促使劳合·乔治在热那亚会议的构想中把俄国问题放到了首位。
    1月7日晚，负责热那亚会议筹备工作的意大利政府通过驻罗马的苏俄商务代表团向苏俄政府发出了赴会的邀请。次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便复电表示其政府满意地接受这一邀请，并郑重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俄国方面都不会有碍会议的迅速进展。”（42）
    然而，与苏俄积极、迅速的反应恰恰相反，戛纳决议在法国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法国总理白里安为此于1月12日被迫辞职。 白里安的辞职使热那亚会议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因为到1月12日为止，除了俄国以外，会议没向任何国家发出邀请，会议的日期、日程也未最终确定。为了尽可能保住戛纳会议的成果，劳合·乔治催促意大利政府尽快向各国发出邀请并把会期定为3月8日。形势的突变使得热那亚会议能否顺利召开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英国的努力。
    法国新总理普恩加莱在热那亚会议问题上采取了与前任截然相反的强硬政策。1月19日他在下院威胁说：“有关任何条约的决定不得在（热那亚）会议上讨论，即使间接涉及也不许可；此事如无确实保证，我们将被迫采取自由行动。”（43）但由于热那亚会议已不能轻易取消，法国政府便竭力拖延会议日期及限制讨论范围。在1月19日至2月25日之间发布的一系列照会，声明和演讲中，法国的要求主要是以下四点：一，会议延期三个月；二，不允许讨论德国与和约问题；三，要求苏俄必须事先接受戛纳条件；四，会议不能取代国联职能。为达此目的，法国要求英国以书面形式明确其在戛纳决议解释方面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