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深层采矿同步兴起的城市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矿业营地,另一种是综合性矿业城镇。 所谓矿业营地(mining camp),即以矿区为基础的社区。就其性质而言,矿业营地经济结构单一,仅为矿区服务并依赖于矿区,难以自立,因此,严格说来,还不是城镇。而且,部分营地随矿源的枯竭而消失,只有少量后来发展为较固定的城镇。但不可否认的是,矿业营地作为矿区的社会经济中心,“吸引并带动了文化交融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活动”⑦。使人们受到城市文明的初步熏陶。这种文明在矿业营地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通过人们的流动得以繁衍与升华。因此,又可以说,矿业营地是城镇的雏形。矿业营地的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它们是西部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每当新的矿源发现后,矿业营地便立即形成,鲜有例外。1859年在科罗拉多的派克峰地区发现大矿源,消息传出后,格雷戈里营地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形成了。据一位亲眼目睹此情景的记者报道,仅月余时间,该营地便聚集了5000人,每天蜂拥而至的数以百计,此地后来即被定名为中央城⑧。同年,内华达发现康斯托克大矿脉,人们也趋之若鹜。在戴维森山西坡上所建成的弗吉尼亚城,不久就有上万人。在其附近还相继出现了内华达维尔、朱尼森等营地。1862年在哥伦比亚河和斯内克河流域即现今的蒙大拿、爱达荷、华盛顿等州发现大量矿石,这两条河的沿岸随即兴起一批矿业营地,如白银城、鲁比城等。 除了矿业营地以外,在一些距矿区较近、又有地利之便的地方兴起一些为矿区服务的综合性城镇。就其数量而言,这类城镇较矿业营地少得多,但它们是各个地区的商品集散地,是矿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纽带,对矿业开发的影响更为持久,因此在西部城市化进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些城镇主要有:旧金山、丹佛、波特兰、洛杉矶、奥克兰、萨克拉门托、盐湖城、普布韦洛等。 这类综合性城镇的兴起,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发展速度较快。以旧金山和丹佛为例,淘金热时期,旧金山的变化本已令人瞩目,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深层采矿展开以后,它的人口呈稳步、高速增长趋势,波动很小,60年代末其人口有15万,1880年即增至23万,在全国大城市中名列第九。落基山东麓的丹佛,发展势头也很猛。1860年时在地图上还找不到它,到1900年时其人口就达13万余人,在山区各州城市中首屈一指。其中,仅19世纪70年代10年间,其人口就由4759人增至35629人,增长了近7倍⑨。鉴于此,有的美国学者把旧金山和丹佛称为“速成式”城市,并以此为题,出专著予以论述。二是经济结构的多样化。旧金山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加速了由单一的商品集散地向多样化的经济过渡。商业、银行业、不动产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尤以工业方面最为突出。及至1880年,旧金山所拥有的工业企业数已达2971个,产值近7800万美元,跻身于美国前10大名城之列⑩。而丹佛在1859年创立之初,便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冶炼业)、商业、服务业等,很快在竞争中崭露头角,成为落基山区居领导地位的城市(11)。可以说,多样化的经济结构是旧金山和丹佛,当然也包括其它主要西部城镇兴起的主要因素。 这样,随着淘金热,尤其是深层采矿的相继展开,西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尽管发展速度在各个地区参差不齐,但就总体而言,西部城市化的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西部城市化从零起步,到1870年仅20年时间,太平洋沿岸人口城市化的比例便达到31.2%,山区各州为13.9%,而此时全国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比率是20.9%(12)。如果考虑到具有很强城市特征的矿业营地,西部城市化的水平还会高些。 西部城市化的兴起,也有力地促进了采矿业的空前繁荣。采矿业兴起之初,矿区所需的一应物品均依赖于外地,很难及时而充分地满足采矿业和城镇人口日常的迫切需求。于是,各城镇便根据各自的条件竞相创办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及其它工业。例如,早在1855年,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就出现翻砂厂,铸造简单机械。到1860年,旧金山已拥有76家铸造厂和机械厂。其中,专门冶炼康斯托克矿石的冶炼厂在规模上居全国之首(13)。到19世纪80年代,旧金山“已经能够生产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出来的产品”(14)。在丹佛,冶炼业自19世纪60年代起便有长足发展,逐渐成为丹佛的一大经济支柱,以致于美国最大的矿冶厂家格兰特冶炼公司于1882年将其总部迁到丹佛(15)。1880年,西部几个主要工业城市(旧金山、丹佛、奥克兰、萨克拉门托)的企业总数为3462家,资本额约4071万美元,生产总值约9447万美元(16)。与全国其它同样规模的工业城市的生产能力相比大致相当。由于工业的长足发展,至19世纪80年代,西部采矿业所需的各类器械几乎都可以在本地生产(其中也包括曾需远涉重洋由利物浦或绕合恩角由纽约购入的重型机械设备),从而降低了采矿业的生产成本,缩短了生产周期,推动了西部这一全国矿业生产基地的形成与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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