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农业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4)
三 粮食农业的经济构型,将采煤和冶铁业引到粮食生产和粮食加工的序列。中世纪晚期,中国饮食业,粮食加工业已广泛使用煤炭作燃料。《天工开物》特别总结了饮食用煤的物理性质:“炎高者曰‘饭炭’用以炊烹”,同时充分肯定了煤炭在饮食加工中的功用:“其炊爨功用所不及者,唯结腐一种而已。”当时因烧煤技术等原因只有豆腐作坊还无法利用煤炭。一般炊饮、酿造、蒸作等粮食加工店坊因以煤炭作燃料而成为消耗煤炭的主要部门。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的冶铁业也多以煤炭作燃料,冶铁又直接关联到农业。《管子》云:“耕者必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銍”,在粮食农业大国,犁耕农业充分发展以后,铁制农具的需求量是不言而喻的。为保证广大农村对铁农具的需要,明初,政府下令宝源局扩大对铁犁铧、耙齿、锄镰、稻叉、铁塔、铁锹、铁锲等农具的铸造。民冶发展起来以后,铁农具的生产成为各地冶铁加工业的重要内容。广东佛山铁“上资军仗,下备农器”,是明代主要的冶铁基地,铸炒农具的专业匠人按类别分街区而聚居,各守一隅之地。譬如。铸犁工匠集中于铸犁大街、铸犁横街等处。佛山每年向广东及相邻各地提供大量的农用铁货,农具杂品行是明代佛山“炒铸七行”中的一大行业,可见当时农具生产规模之一斑。在市镇以下或乡僻之地的小型铁冶,往往锻而不铸,炒制的铁器多为农具。江苏吴江县的庉村“其所出之货,有铁塔、锄头、稻叉、铁{K52104.JPG}、铁锲、稻锲,皆农器也”(62)。辽东半岛一带的薪岛“王筹者冶铁匠台炉一处,排设斧镰农器等物打造”(63)。矿产、铁冶的不平衡也造成一批往返于地区之间主要经营铁制农器具的行商坐贾。如河北河间府一般由铁商从山东等地组织营运,“贩铁者,农器居多,至自临清、泊头,皆驾小车而来”(64)。明代的中国,铁制农器具有广泛的产地和广阔的市场。 印度的能源条件是不能与中国相比的,木材和牛粪是世纪沿袭的两种主要燃料资源。17世纪初,通过殖民苏拉特的英国人,印度人开始知道了煤炭,海运到印度的英国煤被称为“海煤”。1612-1614年印度最初提到“海煤”(65)。印度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用煤是近代以后的事了。整个中世纪因缺乏煤矿的开采,冶铁业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印度的铁矿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采掘量不大,仅瓜利奥尔矿有一定影响,“少量的矿石生产必然是地方化的,大概从这些中心供应全国其他地区。……产于瓜利奥尔矿的铁被用于生产运往莫卧儿帝国主要城市的‘大量物品’。”(66)有限的矿石生产,没有给改进落后的冶铁技术提供必要条件,“在所有的铁工中,技术装备水平都同样低下,铁是在小型的和相当原始的熔炉中生产出来的。那种鼓风的方式不能增加足够的热能以熔化矿石。”“差不多一台熔炉雇佣20人。”(67)印度的铁是匮乏的,然而中世纪以来,在印度人的生活中,“最重要和最有用的金属是铁,不仅农具,而且家用器具、工匠工具、武器的制造都需要。”(68)莫卧儿帝国时期农业是铁的主要消费领域。如果说海岸地区松软的沙土还可以用硬质木犁来翻耕土地的话,对于内地又干又硬的土地来说,铁犁耙是必需的(69)。锄、镰、锹、铲、铁草叉等农具亦需大量的铁。总之,应农民之需,农用器具全部或局部用铁制作(70)。此外,食品的加工尚需耗用相当一部分,除了饮食业必需的铁锅及各种饮具,铁器还“用于小型的铁制炉床,供老百姓在上面烘烤面包”(71)。印度的农业和粮食加工业,同样耗用了大量的铁。 采煤和冶铁业是中世纪晚期完成社会各部类生产行业变革的关键行业,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往往可以将其转换成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能源和机械,缩短部类中生产工具的换代周期,实现生产技术的近代化。在经济农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相应的纺织业就这样成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欧洲,最终引导出一场工业革命。但中世纪晚期的中国和印度不具备这些条件。 中、印两国铁制农器具的大量需求,客观上支持且助长了战争频繁的封建农业国家自古形成的优质铁铸兵器、劣质铁铸农具的传统观念。中国山西交城的“云子铁”质量上乘,明政府规定交城每年上交10万斤“缮治兵器”(72)。成书于17世纪的《物理小识》引方中通之说将南方的铁大分为三类:“以闽铁为上,广铁次之,楚铁止可作鉏。”(73)质劣的楚铁只能是制作锄类农具的材料。在印度,戈尔康达的钢是全印度著名的(74),“最好的钢铁被用于制作剑戟”(75)。“迈索尔的铁和钢不是优质的,主要制作供地方消费的犁铧、马蹄铁、铁钉等等。”(76)中世纪晚期中、印两国所面临的严酷现实是,有限的冶铁业难以承负来自粮食农业及其相关行业的压力。明中叶以前,铁年产量最高纪录为18475026斤(77),同一时期人口的平均数约为52000000人,年人均占有铁约合0.18公斤。当时的印度缺乏这方面的计量材料,根据采矿能力、冶铁规模、技术条件多方面分析,可能尚未达到同期中国的人均占铁指数。有人以印度近代工业已有较大发展的1800年为座标,对印度人口和冶铁产量之比作过大致的推算,认为每年铁的人均占有量也不超过4/5磅(78)。换句话说,400年以后的印度人均占铁量也不超过0.36公斤。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尽量避免与当时欧洲采矿和冶铁业发达的少数国家比较,从整个欧洲的情况来看,15世纪时年产铁量已达30000吨以上,即使按8000万人口计,人均占轶量也不少于0.375公斤(79),约为同期中国人均占铁量的2倍,高于400年以后的印度。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既取决于劳动者的技术状态,同时也取决于劳动者工具的完善程度。大量需求的农具和人均占铁量过少的矛盾,因农具制作中铁的质量得不到保证而加深。通过冶铁业以改革农具来提高生产力的途径,客观上是不存在的。 明代中国,“生产工具基本上沿用宋元以来的一整套农具。”(80)明代以后,农具几无改进。清代的农具仍是:“耕田为犁;平田为耙,为荡,为碡碌;起土为锹;挖土为锄,为铁耙;耘禾为耘禾耙;……打稻为禾斛;刈禾为镰”(81)。王业键先生把明末徐光启编的《农政全书》和本世纪初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的《支那经济全书》中的农具作过比较,认为数百年“看不出有何改进”(82)。印度农具的蹈常袭故致使生产力低下的问题更为突出,直至近代也无改观。为此,I·哈比布教授指出,“1595年每个人的生产能力比1870年或1900年左右更高是可能的。由于保持着相同的耕作农具,农民人平均占有的土地,1595年比1900年似乎更接近最佳适度”(83)。还有学者认为,莫卧儿帝国前期不仅农具与现在几乎完全相同,“耕作方式也和现在大致一样”(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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