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用“伪"指称故国高昌
    自高宗龙朔年间开始，唐西州墓志中使用“伪”字指称故国高昌，(22)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龙朔以前的西州墓志对志主在高昌国时代历官情况的表述与高昌国时期的墓表并无二致。龙朔以后的墓志如《唐龙朔二年(662)麹善岳墓表》在记高昌国时期的职官时，则于职官前加了一个“伪”字。唐代中原的墓志在述及被唐平定的王世充等政权时，常著“伪”字。(23)高昌的情况颇有不同，砖志当中使用“伪”字之第一例要迟至龙朔年间才出现，后来这种做法在几乎所有的相关砖志中都得到贯彻，这是此间砖志书写中值得注意的一点。要对此进行分析，需要对这一时期的典籍和出土文书作一排查。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不久颁布的《贞观年中慰抚高昌文武诏》，(24)在提及高昌王时已经使用了“伪”字，如“又闻其子还袭伪位”、“其伪王以下及官人头首等”。这封诏书由“守左卫郎将驸马都尉黄国公窦奉节，指申往意”，可以想见诏书内容在当地官员阶层中应该是众所周知的。这可以说是唐中央政府对高昌王的一种定位。在当时的西州，至少在官方文书中凡是涉及高昌国和高昌王的地方必然要求著“伪”字。这是唐朝对存在近两百年的高昌国政权性质作出的明确定位，即它是南北朝分裂时代背景下割据西域的僭伪政权。这一定位是唐朝在新的统治区建立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唐龙朔二年(662)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25)
    这件僧籍正背皆钤印，背缝书有时间，是当时高昌县保存的官府文书。(26)其中著录的三个僧人都是高昌国时期剃度的，引人注目的是在著录他们的剃度年份时都加了“伪”字，即“伪延和”、“伪延寿”、“伪延昌”。“延昌”、“延和”、“延寿”分别是高昌王麹乾固、麹伯雅、麹文泰的年号。目前所见唐西州时期的官文书涉及高昌国的国王或年号者只此一件，但笔者认为在当时的西州此种处理办法应当是惯例。官方文书在提及高昌国时，为避免混淆视听，在其名称前冠以“伪”字，在当时应是政府力行的一种规定。
    能为我们了解当时情形提供参照的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撰著情况。玄奘西行求法，高昌王麹文泰给予他极大的支持，高昌国是“玄奘西天取经的第二个起点”，(27)玄奘对麹文泰的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取经归来的玄奘备受唐王的尊崇，因此他对不附唐朝而致亡国殒身的麹文泰的感激之情只能深埋心底。(28)高宗麟德元年(664)玄奘去世后，弟子慧立为乃师立传，因传中记载玄奘和麴文泰的交谊，传成后只能藏于地穴，临死前才敢公之于世。(29)当时的情形如此，对于高昌百姓在墓志当中的故国书写，唐王朝自然不会长期听之任之。
    审视唐西州前期的砖志书写，我们发现贞观时期的砖志对志主在高昌国时代的历官情况并无任何讳饰。虽然已经改朝换代，但是志主在高昌国时代的历官并不需要努力隐讳，至少当时人仍然把历官当做重要的荣誉写进砖志当中。这里同时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这些从故国而入新邦的人，对高昌国持什么态度。笔者认为，如果对已经不存在的高昌国怀有不满或怨恨的话，一般人会唯恐避之不及，遑论记载曾在那个时代担任过的官职。详审贞观时期的砖志书写，细绎当时的遗民情怀，(30)笔者认为当地身份地位较高的中上层群体对故国高昌并无怨艾之情，(31)当是可以确认的事实。
    这一时期的砖志书写中，为区分高昌国和唐朝，已开始使用一些词汇，如“大唐统御”、(32)“属大唐启运”、(33)“蒙运载入圣朝”(34)等。虽然意思相近，但措辞并不统一。对于高昌国时期的任职依然照录，仅此而已。
    从《唐龙朔二年(662)麹善岳墓表》中出现第一例在高昌国时期的职官前著一“伪”字之后，(35)此种写法很快在当地普及开来。此后记高昌职官而不冠“伪”字者仅有两例，一例是《唐龙朔四年(664)唐云海墓志》，另一例为《唐麟德元年(664)张氏妻麹姜墓表》，都属使用“伪”字的初期。龙朔二年十月之后写就的砖志中，较为完整且涉及高昌任官情况的共26方，除以上2方之外的24方都使用了“伪”字，占92％。这种转变在当时显然是一种集体行为。著一“伪”字，从字面上来看即意味着对高昌国的全盘否定，与此前二十余年的做法迥然不同。虽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地百姓对故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呢?这一问题颇值得深究。
    高昌作为故国，贞观十四年之后只存在于当地百姓的记忆中。一个已不存在的政权自身不可能再有任何举措，遑论对其外在形象施加影响。如前文所论，唐西州建立之后，当地的砖志书写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渐发生变化。如“讳”和“字”的使用，虽然学习过程较为缓慢，但是趋向非常明显。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基于当地百姓对中原文化的真心向往，他们作为变化的主体无疑有着真诚的动力。龙朔年间，砖志当中开始出现第一例使用“伪”字的情况，如果它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那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难以探究。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显然不是。虽然使用“伪”字，与学习“讳”、“字”的使用相比要容易，加之当时的官文书中在指称高昌国时，也例加“伪”字，当地百姓对此种称谓方式也不会陌生，但是笔者认为，这种高昌亡国二十余年后才出现的近乎整齐划一的倾向性改变，如果完全出于自发，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理解的。
    如前文所述，从砖志反映的情况来看，当地百姓对故国高昌确无怨艾之情。笔者认为能够使得当地百姓在二十余年之后突然改变对故国的书写态度，最可能的原因当是外力的作用，即在龙朔年间，官方可能对这种原本私密性的砖志书写进行了规范。(36)这次干预带来的另一影响是墓志中开始记注墓葬的所在地。(37)毕竟砖志作为一种要埋入墓葬的随葬品，私密性决定了其书写可以拥有较大的自由度，间或有不著“伪”字的情况，亦在情理之中。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龙朔以后几乎所有的砖志都使用了“伪”字。这样一来，“伪”字就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遗民对故国的态度；而从另一角度来说，大多数百姓在可以有所保留的情况下，仍然使用了“伪”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正可以反映出他们对于唐王朝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