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唐永徽四年(653)张元峻墓志》中有“但以旧邦受职，任为教郎将军”，侯灿将其中的“为”识作“伪”。案，吐鲁番出土砖志当中，“伪”与“为”的区分是很清楚的，就笔者管见，并不存在通假的情况。张元峻墓志中于“任”字和“教郎将军”间著一“为”字，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凑成六字格，以便与前句和谐。
    (36)考虑到此前唐朝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安抚当地民众，以及这种转变呈现出的整齐性，笔者认为官府应当是采取了某种诱导性的方式促成转变，事实证明也确实收到了良好效果。
    (37)白须淨真：《吐魯番社會--新興庶民層の成長と名族の沒落》，《魏晉南北朝隋唐史の基本問題》(《中國史学の基本問題》シリヘズ2)，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第143-171頁；中译文为《吐鲁番的古代社会--新兴平民阶层的崛起与望族的没落》，柳洪亮译，《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
    (38)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
    麹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4-177页。
    (39)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395-435页。
    (40)《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702页。
    (41)《贞观年中慰抚高昌文武诏一首》，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247页。
    (42)孟宪实：《唐玄奘与麹文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第98-99页。
    (43)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麹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第176页。
    (44)除所举数例之外，《唐贞观二十年(646)二月十三日张元隆墓志》中出现了“刚武王”，所指实际应当是“光武王”。(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89页)该墓志出自木纳尔二号台地的张氏家族茔园内209号墓，铭文朱书。墓志中记张元隆“年始三十，为刚武王碑堂口”，最后一个漫漶之字当为“将”。按，“碑堂将”为高昌国的宿卫军官之一，侯灿将之定为第六等级，参见氏著：《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文史》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3页。又，砖志中记“年少，故作丹铭焉”，意思应当是因为张元隆英年早逝，所以砖志用朱书。张元隆30岁为碑堂将，如果是在麹伯雅时代，那么到贞观二十年去世时，他至少也已有53岁，这个年纪在当时恐怕已不能算是“年少”，所以张元隆任“碑堂将”不可能是在麹伯雅时代，只可能是在麹文泰时代，所以“刚武王”当指麹文泰；又麹伯雅谥号为“献文王”，与“刚武王”相去甚远，“刚武王”与“光武王”仅一字之差，且“刚”、“光”音近。“刚”与“光”两字的中古音与现代音相同(参见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32-333页)，可能因此致误。众所周知，麹文泰病死时，高昌国已经危在旦夕，其谥号是何时确定的，不详；但随着高昌国旋即灭亡，这一谥号应当多是靠口耳相传的方式在遗民中秘密保存和传播，因此致误的可能性也应当比较高。此处的“刚武王”应该就是一例。
    (45)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03页。
    (46)“从行参军”在此前所出吐鲁番资料中未见，据宋武欢墓志，可知应当是王国中央的职官。侯灿的研究将中央各部参军定为第六等级，此“从行参军”的品级亦应大致相当，参见氏著：《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文史》第22辑，第65页。
    (47)杨兴华：《西安曲江发现唐尼真如塔铭》，《文博》1987年第5期，第81页。杨兴华对尼真如塔铭的发现情况语焉不详。目前所见塔铭凶其种类之不同，有地下出土者，亦有嵌于塔身者。与其他唐代塔铭相比，尼真如塔铭的内容有其特殊之处，如塔铭详载其位置所在，并且后缀“礼也”，这本是墓志铭中的惯用语；尼真如塔铭中明确说“大唐甘露寺故尼真如之柩”，证明真如是以棺椁塔葬的，标识棺椁的塔铭自然不可能是暴露于外的。
    (48)关于此诏颁布的时间，最早的研究见池田温所撰书评：《西域文化研究》第二《敦煌吐鲁番社會經濟資料》(上)，《史学雜誌》第69卷第8号，1960年，第74、85-86頁；又池田温：《初唐西州土地制度管見》，《史滴》第5号，1984年，收入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孙晓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1、283页。
    (49)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248页。
    (50)池田温：《西域文化研究》第二《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上)，《史学雜誌》第69卷第8号，第74頁；朱雷：《龙门石窟高昌张安题记与唐太宗对麴朝大族之政策》，《隋唐史记集》，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96页。
    (51)白须净真先生认为张怀寂因其父祖都是高昌中央的绾曹郎中，其家族为高昌豪族，所以他虽然年幼，仍然随徙中原，参见氏著：《唐代吐魯番の豪族--墓磚よりみた初期·西州占領と殘留豪族の考察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苑》第9号，1975年，第33-34頁。
    (52)参见宋晓梅：《麹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