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近年新获吐鲁番文书中，《麹氏高昌延和八年(609)十二月二十二日绍德遗书》中有“小婢一人字弥猴”(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287页)，此处的“弥猴”显然是奴婢的小字，即小名，并非表字。此类用法在中古时期的中原墓志中也可以见到，如《魏故张娘墓志铭》中有“娘姓张字丰姬，年卅三，南阳人也”(赵君平、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8页)，这里的“丰姬”应当也是小名。
    (19)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2《风操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2页。
    (20)高宗前期“讳”与“字”使用颇不规范，后来的砖志中，使用“讳”、“字”者越来越多，且渐趋规范，可知高宗初期不使用者，并非不愿，而是尚不谙新制。
    (21)卢建荣将墓志分为公开性文本墓志和私密性文本墓志两种。学者名流所写的墓志属有意公开的文本，其中不可避免带有政治的考虑；私密性文本墓志则是用于埋入地下、只让少数丧家家人过目的，因而以私领域的感情作为书写的重心。参见氏著：《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第35页。
    (22)白须净真指出，唐代的砖志在记载高昌国时期的官职时，使用“伪”字是通例，参见氏著：《唐代の西州の武城城の前城主と沙州寿昌城主--唐代西州の城及びその城主に関すゐ考察のための序章》，《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第11-31页。但事实上应是从龙朔年间开始的。
    (23)此类例证很多，如贞观十八年《张氏墓志》中记“君以家在洛阳，胁从伪郑”(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3页)；《隋豫州保城县丞支君墓志铭》中记“伪郑王充”(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43页)；仪凤三年(678)《唐故左卫率府翊卫王君墓志铭并序》中记“祖道智，伪郑骠骑大将军”(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645页)；《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并序》中记“伪熊州刺史郑仲达”(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64页)等。
    (24)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247-248页。此诏的年代据岑仲勉先生的考证，参见氏著：《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6-17页。土肥义和也持此观点，参见氏著：《貞觀十四年九月西州安苦延手実について--その特徵と歷史的背景》，《鈴木俊先生古稀紀念 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302、311页。
    (25)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61页。
    (26)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文物》2007年第2期。需要说明的是，孟宪实文章发表时，“新获吐鲁番文献整理小组”尚未确认文书中“伪”字写法。
    (27)冯其庸：《〈吐鲁番市志〉序》，《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1页。
    (28)关于麴文泰对玄奘的支持以及玄奘心中麴文泰的形象，参见孟宪实：《唐玄奘与麹文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101页；王素：《〈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述跋》，《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1期。
    (29)关于慧立的卒年，史无明载。赵和平《慧立卒年推测》推测“慧立法师圆寂于仪凤二年(677)正月廿七日之后，五月廿一日之前”。(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8 292页)
    (30)关于“遗民”一词，姚大力认为应有两种含义。其一泛指已被推翻前王朝遗留下来的人们；狭义的“遗民”则指经历改朝换代后拒绝出仕新朝的人们。狭义的“遗民”概念的完全形成，大概要到元明之际。参见氏著：《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周家认同》，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87-188页。本文使用“遗民”一词是泛指高昌国灭亡之后入唐的高昌人。
    (31)当时的绝大多数砖志都会记载志主生前所历官职；即使没有历官，能够出资刻写砖志本身即是身份地位较高的一种表现。
    (32)《唐贞观廿年(646)张延衡墓表》，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450页。
    (33)《唐永徽三年(652)王欢悦墓表》、《唐永徽四年(653)赵松柏墓表》，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468、470页。
    (34)《唐永徽四年(653)张元峻墓志》，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