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君光武王”
    光武王是高昌王麴文泰的谥号。麹文泰有此谥号，与他克定“义和政变”政权，实现“重光复辟”有直接关系。(38)麹文泰在“重光复辟”后进行了一系列强化王权的改革，在当时西域权力真空的背景下，王权的强化发展到膨胀的程度，进而错判形势与唐朝对抗，终至亡国。(39)
    关于麹文泰，我们阅读典籍可以读到两种近乎相反的记载。在《讨高昌王麹文泰诏》和《贞观年中慰抚高昌文武诏》中，麹文泰被描述成“反道败德，恶安好祸，间谍酋豪，交乱种落”；(40)“赏罚无章，赋敛繁重。妄造舆服，多营楼观”。(41)诏书为宣示唐朝征伐的正当性，历数麴文泰的诸多虐政，与我们今天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读到的麹文泰形象相去甚远。(42)唐朝的诏书自然不足以成为我们了解麹文泰的可信资料。吐鲁番出土的砖志作为一种个人书写，为我们了解高昌遗民对这位在亡国前夕殒身的高昌王的态度提供了宝贵资料。
    关于麹文泰之丧，笔者要强调一个事实。麹文泰是在侯君集大军已经逼近高昌时情急之间发病而死，其子麹智盛继位。当时的高昌国已经危在旦夕，但困居城内的高昌君臣仍然以君王之礼安葬了麹文泰，且给他加以“光武王”这一评价颇高的美谥，将其视为“中兴之主”，足见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43)此后不过数日，高昌国就灭亡了。如果我们跳出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从高昌人的角度来看待麹文泰之丧，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悲壮的葬礼。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末代高昌君臣的心态值得我们细细揣摩。有一点我们可以确信，即在一些高昌臣民的心目中，麹文泰是崇高的。能够参与麹文泰葬礼的决断和议定谥号的，无疑只有高昌国的末代君臣，所反映的应当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谥号在高昌亡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在遗民中间流传着。砖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例证：永徽六年《宋怀熹墓志铭》中书“君姓宋讳怀熹……随光武王爰命行人，使君为左右”；显庆二年《范阿伯墓表》中书“今出身事光武先王作帐下左右”；武周长安三年(703)《张礼臣墓志铭》中书“祖雄，伪光武王之左卫大将军、都绾曹郎中。”(44)
    近年吐鲁番木纳尔墓地又出土一方《唐显庆元年(656)二月十六日宋武欢墓志》，内容如下：
    君讳武欢，字□，西州永安人也。君，兵曹参军之嫡孙，司马之贵子。生□□下，有反哺之心；长堪强仕，□尽节之志。不骄不贵，出自衽生；行恭行敬，廪(禀)兹天性。我君光武王尚其高行，拜从行参军事。计当与金石同固，保守(寿)长年，掩然迁化。春秋六十一。显庆元年二月十六日葬于永安城北。呜呼哀哉。(45)
    这方高宗显庆元年的墓志中，称麹文泰为“我君光武王”，对16年前就已亡故的麹文泰不仅没有任何贬低，还对他奖掖“高行”，拜志主为“从行参军”的事念念不忘，并详加记载，对麹文泰的追念之情溢于言表。墓志当然是书手所写，但内容则当是由与志主亲近的人草拟，可以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志主本人的倾向。这方墓志的志主因生前曾受高昌王麹文泰的眷顾，所以在高昌亡国十多年后仍然不忘故王，他的亲友因而将这种情绪写进了墓志当中。需要指出的是，高昌遗民当中有此种情结的人定非只此一例，但用此种方式表达的应该只是少数。这少数人之所以有此种表达与他们在唐西州的境遇应当有很大关系。读宋武欢墓志，我们发现宋武欢在高昌国时官居第六等级的从行参军，(46)但在入唐之后却未被授以勋官，与宋武欢情况类似的也还有其他人(这些人未被授以勋官的原因详见后文)。与其他得授勋官的人相比，这些入唐不得志的人应当更怀念他们在故国时的光辉岁月吧。他们的墓志中出现“我君光武王”这样的表述，应当是最真实的情感流露。结合其他砖志中的情况，可以发现“光武王”这个谥号很长时间里曾在当时的高昌遗民中流传，他们心目中麹文泰的形象必定与唐朝诏书中描绘的不一样。
    龙朔之后，砖志当中称高昌国时，开始普遍使用“伪”字，一些墓志当中也出现了“伪王”这样的称谓。如：《唐总章元年(668)杨保救墓志》中书“君姓杨字保救……伪王在日，任明威将军事”；《唐永隆二年(681)张相欢墓志》中书“今亡者权任伪王帐右”； 《唐永昌元年(689)张雄夫人麹氏墓志铭》中书“伪王返国，宠命偏优。”
    以上三处的“伪王”应当都是指麹文泰。如前文所论，使用“伪”字并不能代表高昌遗民对故国的真实态度。细绎三处文意，我们看到，墓志在提到“伪王”时，除了使用“伪”字之外，并无其他诋毁之词，相反却追记他们在故国曾经受到“伪王”的重用及担任过的职务。墓志于高昌亡国几十年之后仍然旧事重提，主要目的自然是追记志主当年的仕宦生涯。在当时人看来，在高昌国担任过官职应当并不是什么羞耻之事，否则大可不必如此这般地写进墓志中来。而对于曾经有恩于己的“伪王”和故国，即使不是心存感激，至少不会是心存怨恨吧!
    从吐鲁番出土砖志中可以看到，徙往中原的人后来有一部分得以返回故里。通过西安出土的塔铭、洛阳的石窟题记等，我们知道还有一部分人后来一直留在了中原，至死也没有返回故里。1985年在西安曲江乡三兆村发现了《大唐甘露寺尼真如塔铭》一方，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信息。先移录塔铭内容如下：
    大唐甘露寺故尼真如之柩。曾祖伯雅，高昌献文王；祖文泰，高昌光武王；父智湛，皇朝左骁卫大将军西州都督上柱国天山郡开国公。尼真如总章二年为亡父出家，即其年三月廿二日亡。上元三年三月十七日起塔于明堂樊川之原。礼也。(47)
    塔铭在提到真如的曾祖麹伯雅和祖父麹文泰时直接使用了他们的谥号，这是值得关注的事情。起塔的时间是高宗上元三年(676)，如上文所论，当时的西州在砖志书写中已经普遍使用“伪”字来指称高昌国了。塔铭明记尼真如为亡父麴智湛出家，她对于父祖的感情不难想见。在高昌故地的遗民墓志中出现的“光武王”的称谓，反映的遗民对于麹文泰的情感应当与尼真如相去不远吧。由此可见，虽然西州当地的高昌遗民和留在中原的高昌遗民境遇不同，但一部分遗民对于故国的情感却不无相同之处。这部分遗民墓志中的麹文泰形象无疑也和唐朝诏书中的描绘迥然不同。
    回到前文提出的问题，对于西州当地的高昌遗民而言，为什么在墓志这种可以有所保留的书写中，绝大多数人选择使用笔者认为是帝国所规定的“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