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两例明显不同的是，虽然宋武欢和宋怀仁在高昌国时期也居官第六等级，但入唐后却未被授予勋官。(63)其原因墓志中没有记载，我们无从知晓。笔者认为虽然以品级收叙高昌旧官人是唐廷的一般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一定还有其他的考量原则。唐太宗在《贞观年中慰抚高昌文武诏》中有一段话：
    文泰历代为彼君长，尔等久相服事，是其臣下。即被任使，并受趋率。初虽抗拒，当非本心。朕抚有天下，唯行赏罚，欲使人人惩劝，皆知向善。其有邪佞之徒，劝文泰为恶损害，彼者即令与罪，以谢百姓，自外一无所问，咸许自新。(64)
    从中捡出几个关键词“初虽抗拒”、“邪佞之徒”、“咸许自新”，这段话的意思变得很明白。从唐太宗慰抚的言辞中，读出当时的形势：一部分高昌旧官人在高昌平定之初曾有“抗拒”；若非如此，唐太宗的言辞就变得无的放矢了。联系高昌王麹文泰之丧、唐太宗迁徙高昌豪族之事，推测部分高昌旧官人曾有“抗拒”之举，似契合当时的情景。笔者认为既然并非所有第八等级以上的旧官人都被授予官位，那么考量之间，他们对唐朝的态度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唐廷正是把这些旧官人的政治态度作为能否得授勋官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与唐廷稳定西州的政策并不冲突，目的正在于使安抚措施收到更好的效果。
    通检相关墓志，我们看到墓志所反映出来的绝大多数高昌旧官人确实得到勋官给授的待遇。即使在生者为志主书写的墓志当中，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如：“大唐统御，泽被故老，蒙授骑都尉，”(张延衡)；“属大唐统驭泽及西州，蒙授云骑尉”(唐武悦)；“属大唐启运，泽被西州，授骁骑尉”(王欢悦)；“属大唐启运，泽被西州，蒙授武骑尉”(赵松柏)；“属大唐□□，抽擢良能，授洛州怀音府队正”(张团儿)；“蒙运载入圣朝，复蒙西州白石府校尉”(张元峻)；“我大唐文武不遗，更量授飞骑尉”(宋怀熹)。墓志中的这些语言措辞不一，应当是由故国人新邦的高昌人心态的真实表达。唐廷西州政策的效果如何，于此可见一斑。
    高宗永隆以后去世的人中，在高昌国有历官经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说明高昌旧官人此时已渐次故去。
    第三种情况是入唐之后进入府兵系统的人，部分人通过军功迁转得授勋官。对这部分人来说，这确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晋身之阶。近年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茔院出土的《康延愿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65)墓志记录康延愿的经历颇有使人迷乱之处，对此孟宪实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康延愿是贞观十四年之后不久，成为岸头府队正，并在后来得授勋官。(66)唐廷给康延愿授予勋官的前提是他在府兵中任队正，而在西州建立之前的高昌国时代康延愿一直是一个白丁。墓志中说“识干清强，释褐而授交河郡右领军岸头府队正，正八品”，所记“岸头府队正，”是“正八品”，比实际高出许多，(67)原因何在?书手会对“队正”的品级不清楚么?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结合墓志的其他内容，笔者认为这是书手有意拔高。稍加计算，我们即可知道，康延愿贞观十四年入唐之时已经54岁，但仍在府兵检点的年龄范围之内。(68)对于已过“知命之岁”(69)仍然为一介平民的康延愿来说，晚年遭遇时变而入府兵成为队正，并蒙授勋官，且得迁转，这无疑是他垂暮之年值得自豪的事。墓志书手不仅为志主拔高了队正的品级，还把他平生所受的两个勋官都记录在墓志中。一般的墓志只记志主所受最高级别的勋官，同时记录两个的，就笔者管见仅此一例。此件墓志反映的当事人的情绪不难想见。对于志主来说，正是政权更迭给了他改变身份跻身官员行列的机会。对于和康延愿有类似经历的许多人来说，“大唐启运”无疑是他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和契机。
    类似的例子还有范隆仁。此人的父祖在高昌国时期都有历官，但就墓志内容来看，他本人虽然在高昌国时期已经“令名早著”，但直至高昌亡国时仍是一介平民。西州建立之后，他因为“官府称誉”，“一县铨擢，任为百家之长”。后来又担任过高昌县的佐使，最后得补新兴副城主。值得注意的是，范隆仁的释褐之官是“百家之长”，应当是唐代最基层的乡官“里正”，因为高昌国县以下没有基层的乡里组织，(70)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乡官的设置。正是西州的建立才使这些平民得到了拔擢，有了用武之地。虽然范隆仁最后的职务也仅仅是一个副城主，(71)但他因此“嘉声遐迩，美誉皆闻”，也当是值得自豪的事。
    如康延愿和范隆仁这样原来在高昌国无缘入仕，西州建立之后得到晋身之阶的人在当时一定不在少数(下文还将论及)。作为被新朝拔擢的人，他们能够凭借军功、令名或才能预与士流，不管最后升迁到什么品级，至少从墓志流露出的情绪来看，他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奋发昂扬的，其实这也正是处于上升阶段的唐朝百姓的普遍心态。联系入唐之初迁往中原的豪族后来得以返回乡里的情形、留在当地的旧官人大多被授予勋官的状况以及入唐后得预士流的新晋阶层，我们看到唐朝对西州众多群体的措置可谓尽善矣，以情理度之，实属难能可贵。我们在大量的墓志中看到的“属大唐启运，泽被西州”、“我大唐文武不遗”等词句，反映的正是当地士人的普遍心声。西州人对新邦大唐的认同于此可谓表露无遗矣。
    行文至此，若以本文的标题扣之，应该是收束文思的时候了。但笔者仍想再将视线后移，略作申说。
    入唐之后西州的新晋阶层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府兵中服役通过军功迁转和晋升的。目前已经出土的西州砖志主要集中在高宗和武周时期，这些砖志中，志主曾在府兵中任职者有26人之多，(72)说明当时通过军功迁转确实是许多普通人的晋身之阶。对比高宗前期和武后时期将士的勋官等级，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特点：高宗朝前期志主最后的勋官等级多在五品以下，而垂拱之后大多数人都迁转到了五品以上。具体的数字是，垂拱之前确定在府兵中任职者12人，(73)其中墓志记载勋官者仅有5人，勋官级别在五品以下者3人；垂拱以后10人，记勋官者7人，勋官级别在五品以上者(含五品)7人，其中4人为正二品。以下表明示之：总体来看，垂拱前后的将士勋官品级差别非常明显。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这个统计是根据目前所见到的砖志做出的，是随机的；其次，这些砖志作为样本保留下来完全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据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虽然自高宗咸亨以后，“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74)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本身就与战争日益频繁有关。即使考虑可能的偶然因素对统计数字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垂拱以前府兵将士的最后勋官品级以较低品级居多；而垂拱以后则有大量府兵迁转至较高的品级。
    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前，有必要对当时的军功迁转情况稍加说明。在开元以前府兵制尚未废弛的时期，军功授勋和迁转的程序一直在实施，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留下来的告身来看，授勋和迁转的程序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前文提及的《唐龙朔二年(662)正月十六日康延愿墓志》中云“告身有二，一云骑，二武骑尉”，就是最直接的证据。(75)
    墓志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相关信息，证明当时府兵将士确实参与了许多西域战事。如《唐刀柱柱墓志》中云“死斫营事”；《唐麟德元年(664)汜相达墓志》中云“遂蒙西讨，遇寇掷，斯乃逆载前峰，损于胸首”。据研究，刀柱柱和汜相达都死于龙朔三年(663)十二月唐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率军反击弓月以救于阗事。(76)《武周长寿三年(694)张怀寂墓志铭》中云“天子命将登坛，推轮伐罪。……恩制夺情，令总戎律。……于是金方静柝，玉塞清尘”(按，“金方”系指西方)。此处所记为武则天长寿元年九月命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威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事。(77)《武周长安四年(704)唐智宗墓志》中云“往以头作梗，投笔从戎，扫定金方，蒙酬勋上柱国”。《唐汜大师墓志》中云“属以吐蕃中乱，奉命行诛，频经龙战之欢，庶展鹰鹯之力，以身殉国，枉遭凶寇”。侯灿先生认为，虽载“吐蕃中乱”事，但不用武周新字，不应属武周时期。(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