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罗列墓志中的记载，虽不能一一指实，但必为志主生前参加过的西域战事，当无疑问。就时间而言，都在高宗武后时期，犹以武后时期居多。垂拱时期，由于东突厥和吐蕃同时威胁唐朝的西北边境，唐朝的西域经营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战事的扩大和激烈使得军事征发接连不断，西州的正常社会秩序因此遭到破坏。(79)战事频繁，府兵参与得多，因军功迁转的机会也就多，这正与上文表格所显示的情况一致。垂拱以后府兵的勋官品级普遍提高与当时西域战事的频繁密切相关。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唐廷对于府兵将士的一种补偿，劳民之深亦可概见。
    上举7例中，刀柱柱、汜相达、汜大师3人都战死疆场。高昌立国近两百年，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砖志不下二百方，其中竟无一方提及战事，遑论有人殁于疆场。
    笔者尝思，在当地人抚今追昔，故国新邦两相计较时，心中会否有故国之思。通观西州砖志书写中包含的信息，笔者于今了然于胸。唐王朝在高昌国灭之后采取了方方面面的措施抚慰当地百姓和官员，考虑之周全、措置之妥当，实属难能可贵，西州生民亦咸被其泽。唐中原文化流风所及，高昌百姓纷纷自觉服习，当地的砖志书写亦随之发生了许多与中原趋同的变化。对新邦大唐的认同在短期之内就建立了起来，这与唐廷措置的合宜密不可分。西州建立初始，当地的官文书即开始用“伪”字指称高昌国，但高昌遗民对故国并无怨艾之情，在高昌所历职官依然径直写入砖志，与高昌国时并无二致；高昌王麹文泰的谥号“光武王”在遗民中也继续流传，并且在砖志中时有出现。龙朔年间，唐廷对西州砖志中的“故国”书写进行了规范，西州百姓基于此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对唐廷的认同，亦不拒绝使用“伪”字，但这一形式上的书写变化并没有改变当地人对故国的态度。随着时光流转，人事消磨，高昌遗民至高宗朝渐次故去，故国观念在西州人心目中逐步消解亦是自然，而大唐的统治正如日中天。垂拱以降，西域战事激烈，西州府兵和百姓被大量征发，因此殒身者当不在少数。西州百姓虽不堪其命，抑或间有愁怨之言，但这只是一种个人的情绪宣泄，与四五十年前已经灭亡的高昌国没有关系。前引《汜大师墓志》具体年代不明，其中写到志主“以身殉国”，我们无意对这个词语所包含的意味进行拔高，但此处的“国”是指大唐，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注释：
    ①張広達：《唐滅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東洋文化》第68号，1988年；收入《张广达文集：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②孟宪实：《试论唐朝在高昌推行州县制的历史与文化基础》，《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收入氏著：《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2-16页。
    ③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2-246页。
    ④相关研究较早的有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第36页；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前三册评介》，《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61页；相关研究述评，参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第511-514页。
    ⑤最近的研究，可参见裴成国：《从高昌国到唐西州量制的变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5-114页。
    ⑥一部分人在永徽年间被放还乡里，这在砖志中有明确的反映。
    ⑦参见刘静贞：《北宋前期墓志书写活动初探》，《东吴历史学报》第11期，2004年，第59-82页；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第49-50页。
    ⑧志主的履历应当主要由亲属提供，但志主本人对自己的身后事，包括墓志的书写，应当也能够施加一定的影响。阿斯塔那4号墓出土的《唐咸亨四年(673)左憧憙生前功德及随身钱物疏》(《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是墓主左憧憙生前为自己写的一份特别的随葬文书。其中记载了墓主生前所修功德，又登录了随身钱物。这件文书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人对自己身后事的关切，在当时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⑨吐鲁番出土砖志的集中收录，见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近年新出砖志，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⑩石見清裕：《吐鲁番出土墓表·墓誌の統計的分析》，土肥義和編：《敦煌·吐鲁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東京：東洋文庫，2009年，第158-171頁。
    (11)中原地区的墓志在正式定型之前，名称的变化大体上经历了“墓记-墓表-墓志”三个阶段。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一些官员的墓葬中树立在墓中的小碑被称作“墓表”。参见赵超：《古代墓志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50-51页；张铭心：《十六国时期碑形墓志源流考》，《文史》2008年第2辑。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大凉和高昌国时期正式的砖志都称作“墓表”，应是受河西地区影响的结果。中原地区在北魏早期正式形成“墓志”的名称，南北朝时期墓志从名称、形制到文体都逐步定型。高昌国的砖志书写与此期中原地区的演变潮流未能同步。
    (12)参见吴震：《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王素：《关于S.2838号文书的抄写地点》，《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
    (13)关于高昌国的追赠制度，参见孟宪实：《麹氏高昌追赠制度初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7-160页。
    (14)關尾史郎：《高昌国の侍郎について--その所属と職掌の検討》，《史林》第74卷第5号，1991年，第140页。
    (15)《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一首》，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9页。
    (16)另一例是《高昌延昌四年(564)张孝真墓表》中记“敦煌张氏讳孝真妻索氏墓表”。(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87-88页)
    (17)关于吐鲁番出土砖志当中的时间表述应该是死亡时间还是下葬时间，学界有两种不同意见。参见张铭心：《高昌墓砖书式研究--以“纪年”问题为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