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开罗到雅尔塔
    有关二战前后国际关系历史的论著差不多都是从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召开的峰会作为起点，他们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共同为战后国际政治格局描绘了最基本的蓝图。不过本文既然将东亚地区的战后国际关系作为视角，就必须从1943年11月下旬美英中三国首脑的开罗峰会作为起点，因为中国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参与到塑造东亚战后国际秩序的进程之中，尤其是这也是中国唯一的一次机会。进一步说，从东亚地区的视角，开罗会议是战时唯一一次有非西方国家首脑参加讨论战后东亚问题的盟国峰会，这更凸显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中国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在开罗会谈对理解战后东亚国际史的特殊含义，即由于日本战败而出现的战后东亚秩序重组，或迟或早必定要有中国的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过去列强以东亚国家日本为重心、主要通过与日本协调政策构建东亚秩序的局面，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既是因为日本的失败，也是因为东亚新国家的兴起，而中国正是这个发展趋势的象征。
    历史学家已足够充分地分析了开罗会议的关键背景，即二战在1943年出现决定性转折，轴心国彻底失败已成定局，盟国的主要领袖们越来越关注战后世界政治前景，因为他们已意识道，“现在必须把目光透过1943年的军事胜利而看到将来战后世界的真正事态”。③在他们看来，旧世界必定要被摧毁，而未来却并不因此就一片光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的变化更复杂也更深刻。一方面是历经数百年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而日本人靠战争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顷刻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则是有三支重要的力量在迅速崛起。其一是军事力量遍及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其二是横跨欧亚的苏联，它依靠辉煌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大国；第三则是东亚新兴的民族解放运动，正迅速汇聚成难以阻遏的浪潮。④正是基于对战后东亚局势的理解和担忧，罗斯福政府在1943年春提出一项新的对华政策：“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China be a Great Power)”。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相对单纯，简而言之就是“使中国打下去(keep China in the War)”，以便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盟国得以集中力量先在欧洲打败德国，然后再挥师亚太打败日本。1943年的转折大大增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美国领导人开始从战后东亚的战略格局审视中美关系，使中美战时同盟除了共同打败日本侵略，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包括影响战后东亚必将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防范苏联。正如罗斯福本人所说的，“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承认中国居于四强的地位，将足以阻塞白人控制世界的攻讦的口实”，以及“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乱的影响”。⑤
    美国政府的确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罗斯福本人在一次美国军政首脑会议上甚至强调，盟国间签署任何有关战后的协议必须“包括中国”。1943年春，罗斯福的助理霍普金斯告诉访美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尽可与美方正式商谈远东各种实际问题，及中国对世界集团之意见”。⑥3月间，罗斯福对到访的英国外交部长艾登说，中国将与美英苏等共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特殊作用，并对英国首相丘吉尔不肯接受他的建议“表示遗憾”，后者认为美国这样是为了“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⑦在10月召开的美英苏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赫尔不断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施加压力，希望中苏“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分歧。他甚至暗示如果苏联不接受美国的建议，“目前对俄国的援助，其中某些部分可能拨给蒋”。⑧苏联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不希望表现出同中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但迫于美国的压力，斯大林最终同意中国成为外长会议宣言的签字国，三国会议发表了“四国外长会议宣言”。⑨就是在这次会议结束的晚宴上，斯大林第一次明确告诉赫尔，苏联将在打败德国后对日宣战。他选择这个时机的目的显然包括了降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以及提高苏联的战略地位，从而增强未来讨价还价的地位。
    11月22日-26日，美英中在开罗召开三国首脑会议。在23日的双边会晤中，罗斯福告诉蒋介石：“中国应该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订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而且美中在战后应互相合作反对“外来侵略”，美国将在太平洋地区保持足够的军队。他们一致同意，日本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辽东半岛及其两个港口，即旅顺和大连必须包括在内”。蒋介石则表示希望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战后允许美国使用旅顺港。此外，罗斯福和蒋介石还就美国援华、中苏关系和东亚相关国家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都认为朝鲜应该独立，印度支那也不应恢复法国的殖民统治，而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托管后独立。⑩三国会议结束时发表了《开罗宣言》，宣布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占领的一切太平洋岛屿，将从中国所窃取的领土归还中国，以及“使朝鲜自由独立”。(11)
    开罗会议及其发表的宣言是同盟国第一次就战后东亚秩序做出原则性的规划。它表明了美英中决心彻底摧毁日本的“大东亚新秩序”，这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东亚的对日战争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不过那些安排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在斯大林已经表明苏联将参加对日战争的情况下，任何有关战后东亚的安排都需要获得苏联的认可才行得通。其次是丘吉尔在开罗会议期间明确表示，英国将不会放弃在东亚(包括中国香港)的殖民地，这也给战后东亚的政治前景带来混乱。(12)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成立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民族自决权，在有中国这类国家参加的峰会上，英国尚不肯就战后结束其在东亚的殖民统治做出承诺，由此可见战后东亚地区将面临的复杂局面，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仍然羸弱。
    在中美双边层次上，开罗会议确定了美国与国民政府在东亚——包括战时和战后——的战略同盟关系，这被证明对战后东亚格局产生了相当长远的影响。如上所述，美国的新对华政策对中国得以进入盟国战略决策体系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美中战略关系得以确立的一个基本的动力。如果转换视角，就有必要强调，中国地位的提升在根本上是中国军民长期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结果，中国战场在对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是盟国领导人一切战略考虑的基本条件。此外也应看到，中国当时在东亚反日战争中也的确有一些独特的影响力，包括朝鲜抵抗运动中的一部分人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国民政府同印度支那反日统一战线组织越盟也保持着一些联系、中国远征军是盟国在缅甸作战的主力，以及国民政府同印度反殖民主义领导人保持着相对密切的联系，等等。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积极寻求美国的合作，全力争取与美国结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夏秋之际，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就转向了美国，蒋介石称美国开始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等，是关系中国“抗战前途最大的一件事”。他在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的一次会谈中表示：“中日问题之解决，实有赖于美国。中国惟美国马首是瞻。”(1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都是《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起国，也是反法西斯大同盟的主要国家。12月23日，中美英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决定建立中缅印战区(包括泰国和印度支那)联合统帅部。经罗斯福提议，蒋介石担任了该战区统帅。战时同盟的形成标志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美结盟的基础是战时形成的共同对日的战略关系，但国民政府联美政策的动力大大超出了对日作战的需要，包括在战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以及为解决国内的国共矛盾创造条件。即使在对日作战中，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设想也与美国相去甚远，以致中美双方在缅甸战役、对华租借物资的管理与分配、中国代表参加盟国军事会议、中国战场的军事战略等等大量问题上一再发生矛盾。1943年1月到8月，美英军事领导人持续召开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决定尽早实施第二次缅甸战役对于西南太平洋的作战“是极端重要的”。(14)这一战略设想遭到国民政府的持续抵制，蒋介石希望美国加强在华空军力量，而不是让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单独与日军交战。军事战略的分歧后来愈演愈烈，在1944年夏季发展到美军是否拥有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之争，其结果是担任盟军中印缅战区司令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被解除职务，以及中印缅战区被解构，中国被列为盟军一个单独的中国战区。这一重大人事变化和盟军战争机构的调整等，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突飞猛进结合在一起，标志着中国战场的地位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大幅下降，并强化了蒋介石在罗斯福政府中的负面形象。(15)
    国民政府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国内的国共矛盾。蒋介石向来认为，国共之争才是真正的“心腹之害”，美国则是可以被利用的外部力量。1943年夏季，恰逢罗斯福下决心“使中国成为伟大强国”之际，国共又爆发了新的危机。起因是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及国民政府正利用苏联集中力量于欧洲战场之际，恢复对新疆的控制，包括动用西北地区的中国军队施加压力，迫使新疆的盛世才政权放弃亲苏政策。就中国理所当然的立场观之，国民政府收复新疆的控制权无疑是辛亥革命后的一次历史性胜利。当然，这一进程难免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舆论从1943年夏季的国共危机开始公开力挺中共，就是明确的信号。
    无论具体原因为何，这场国共危机不仅严重干扰了美国拟议中的第二次缅甸战役，而且引起苏联方面的关注，而中共中央亦将此次危机导向战后建国的争论。这使美国方面意识到，国共矛盾甚至有可能成为在战后引发大国冲突的导火索。时任副国务卿的韦尔斯后来写道，1943年9月，罗斯福对国民政府的确深表不满，不过他尤为担心的是战后“中国又燃起内战战火”，“危险在于苏联将插手支持共产党，西方世界也将被引诱或被迫支持”国民政府，总之“战后中国是最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16)
    在1943年的最后一天，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在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蒋介石也许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17)这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新政策面对的中国现实，那里除了国民政府，还有另一支后来被证明是决定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这时也在以独立的姿态展开外交活动。1943年夏季的国共危机结束之后，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了一项“联美”的政策。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和中共华北各根据地均积极展开与驻华美军和政界人士的联络工作，其影响显而易见，尤其是促成了罗斯福政府在1944年夏季向延安派遣了一个官方机构“美军观察组”。中共中央在一份党内文件中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标志着中共独立外交的开始。(18)
    当年10月，中共中央开始向华东沪杭甬地区派遣军队，与有可能在该地区登陆作战的美军合作，并在大城市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等等。总之就是要“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19)二战是一场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战争，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生存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同世界政治挂钩。尽管中共中央当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但他们毕竟就是通过处理同美国的关系，开始介入到东亚国际政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