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划归英国领导的东南亚统帅部受降的东南亚国家局势十分复杂。首先，那里的发展趋势同盟国的占领政策密切相关，不久后爆发的冷战并没有立即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被划归给顽固坚持恢复殖民统治的英军受降并实施占领，共产党组织及其他激进的反日抵抗组织通常难以得到有力的外部支持，这与中国、朝鲜和越南等的情况非常不同。除此之外，那里局势的复杂性并不亚于东亚其他地方，各种矛盾和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包括欧洲殖民地宗主国与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矛盾、在地区日益取得主导地位的美国同欧洲宗主国之间围绕民族自决权展开的斗争、那里殖民地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直至内战、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相互之间的问题如领土纠纷，等等。
    印度尼西亚是这类国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这部分是因为印尼在日本占领时期已经形成了强有力并有保守倾向的本土政治集团，当然也有其他成分复杂的抵抗力量；部分的是因为英国和荷兰都奉行已经过时的政策，企图恢复战前的殖民统治，这根本无法适应印尼已经形成的政治局面。随着日本崩溃和欧洲殖民者的重返，那里立刻爆发了反殖民主义斗争甚至战争。
    日本投降后，印尼苏加诺、哈达和其他抵抗组织等举行集会，通过“印度尼西亚独立宣言”，宣告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英军在雅加达登陆后即遭到反对，甚至发生了一些无组织的武装抵抗，当地各方政治力量尤其坚决反对荷兰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英国秉持其维护殖民主义的一贯政策，像在印支一样，试图将占领区移交给荷兰，而后者拒绝同印尼共和国打交道。由于英国与荷兰之间就印尼占领区的私相授受没有给当地人带来稳定和他们期待的独立，随着英军在1946年完成遣返任务后开始撤军和荷兰军队的进驻，荷兰同印尼共和国的冲突迅速升级。1946年11月15日，在英国人斡旋下，荷兰与印尼共和国代表草签了《林芽椰蒂协定》。但是，在英军全部撤出后，荷兰政府试图加强对印尼的控制，双方矛盾立刻升级。
    1947年春，荷兰曾经寻求美国的支持。美国的东亚政策如前述，正处在大调整过程之中，美国国务院遂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明确表达对东南亚地区“极为关切”，尤为重要的是深入分析了东南亚民族主义力量的特征和可能造成的影响。与荷兰不同的是，备忘录凸显出对当地政治力量的重视，提出争取同本土民族主义力量中的温和派合作“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备忘录建议，应劝告荷兰做出妥协，寻求同印尼民族主义力量中的温和派展开合作。(83)与此同时，美国开始直接与印尼共和国建立联系。美国的行动招致荷兰的反对，后者在提出抗议的同时也警告美方，苏联支持的印尼共产党的影响在增强，那里有可能成为苏联的“桥头堡”。杜鲁门政府对此甚不以为然，坚持认为，同印尼共和国合作有利于消除“共产党得以渗透的各种条件”。(84)
    实际情况是苏联确实在支持印尼共产党，但既不得力，也不积极。斯大林更看重中共，并希望后者取得政权后，能在支持东南亚革命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85)这期间，印尼各派内部爆发了冲突，主要是在苏加诺领导的力量同印尼共产党之间。1948年8月，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穆梭从苏联回国。在他主持下，印尼共产党很快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要实现印尼的“完全独立”，驱逐荷兰军队，建立一个党派的联合政府。哈达内阁立即决定进行武力镇压，印尼共产党在军事冲突中遭到惨败，其成员被大批杀害，党组织领导核心被破坏，达哈政府从此成为印尼国内的主要力量。
    1947年7月20日，荷兰军队向印尼共和国发动进攻，荷印尼战争爆发。1948年12月，荷兰军队利用印尼的内部冲突又一次发动战争，并逮捕了苏加诺等印尼领导人。印尼共和国军队随即展开猛烈反击，加之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荷兰恢复期殖民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1949年8月，荷兰与印尼共和国在海牙举行圆桌会议，确定荷兰与12月30日之前向印尼方面移交主权，以及之后荷兰与印尼之间的各种安排。
    荷兰在印尼的失败标志着殖民统治在东南亚这类地区的终结难以避免，本土存在强大而保守的民族主义力量更愿意寻找自己独立的认同，并凸显其在本土的主导作用。在同一时期，该地区相继独立的还有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等。它们作为自主的地区国际行为体，共同成为1950年代兴起的中立运动的重要力量。这些国家的领袖人物同样有着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宏大抱负，他们痛恨殖民主义统治，反对强权为私利操弄他们的命运，对新兴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影响怀抱巨大的期待，并宁愿为之身体力行。这些构成了他们独特的身份认同，也是后来他们能共同采取行动的思想基础。
    四、从日内瓦到万隆
    战后初期的东亚局势演变趋势有些像地壳板块的移动，经过剧烈的碰撞挤压后，最终形成了新的地貌。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包括内战和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和各种矛盾冲突，沿东亚大陆的边缘逐步形成了一条对峙的战线，站在两边的是两个对峙着的军事集团。一个是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约结成军事同盟。这一事件同朝鲜战争一起，成为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原因。中朝和中越也是事实上的军事盟友，中国在向两个国家提供各种军事援助并同它们保持联合的军事行动，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军事同盟体系。站在对立面的是1951年建立的美日同盟，以及随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美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同盟、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军事同盟。
    东亚秩序可以说被连接到全球冷战体系之中，不过远不能因此就断定那是东亚秩序的全貌。到1950年代中期，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潮流，由亚洲新兴国家(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发起和主导的中立运动迅速兴起。这个运动就是酝酿于前述东亚反殖民主义浪潮之中，它反映了一大批新兴国家寻求独立的认同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及希望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当时的重要发起国家如印尼、缅甸、锡兰、也包括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标榜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它们同两大阵营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都自认有着与两个超级大国和欧洲殖民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身份和诉求，实际上这些国家也处在非常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面临着“建国”的共同任务。不仅如此，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例如缅甸总理吴努、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包括表现尤为突出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等等，他们的关注都超出了自己的国家，包含着改变东亚命运的伟大抱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东亚的中立运动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最终通过万隆会议将中国这个属于苏联阵营的国家融合到蓬勃兴起的新兴力量运动之中。当然，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对东亚秩序发挥影响，同中国展开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过去那种脱离地区潮流、仅仅将中国对外政策演变作为叙事中心的研究肯定是狭隘的。东亚兴起的中立运动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构成了理解东亚秩序尤其是安全形势的另一条重要的线索。从这个角度，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既是东亚国家试图团结起来影响世界政治的一次尝试，也是战后东亚秩序大致定格的标志。
    从1950年2月中苏结盟到1951年9月美日同盟的出现，欧洲两大阵营的对抗向东亚蔓延的局面大致形成。这期间发生的朝鲜战争深刻地反映了两个阵营的力量在东亚的剧烈碰撞，战争的发生如前述是由北朝鲜首先发动的，但最终结束则取决于美苏冷战结构的内部变化，中国作为主要参战的一方甚至都难以根本支配停战的进程。
    1951年春，朝鲜战场陷入僵持。从7月开始的停战谈判并没能立即结束战争，“谈谈打打”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逝。苏联的东亚政策随即发生重大变化，苏联新领导人决定尽快结束朝鲜战争。(86)3月8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吊唁斯大林。这期间，苏联领导人直接向周恩来通报了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他们同时也向平壤传达了相同的决定。(87)3月19日，苏联新领导人又分别向毛泽东和金日成发函，说明苏联就战俘遣返问题做出的决议，同时也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指令，说明了中朝应如何恢复停战谈判具体步骤，以及恢复谈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停战。(88)这表明苏联不打算再同盟友协商了。3月26日，周恩来返回北京，立即向毛泽东报告苏联政策的巨大变化。中国领导人随后改变了之前一直坚持的不主动恢复谈判的方针。3月28日，中朝发表声明希望恢复谈判，苏联随后宣布给予支持。(89)两天后，周恩来发表声明，就解决战俘问题提出了一项新建议。(90)
    美国领导人这时基本上是心力交瘁了，十分愿意恢复谈判以早日结束战争。他们虽然很怀疑中朝突然改变政策的动机，还是决定接受对方的建议。新一轮谈判于4月26日恢复，随后的进展与之前相比可用迅速来形容，两个月后就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7月27日，交战各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朝鲜停战在本质上是冷战两个军事集团在东亚的战争的结束。相比较而言，一年后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则更多地反映了东亚地区力量为解决印支冲突展开的博弈。这首先是因为第一次印支战争严格地说是一场反殖民主义战争，从军事冲突的角度也可以定义是一场典型的地区冲突，尽管也受到冷战的影响。其次是作为谈判主角的东亚国家中国，对会议的结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且中国的决策动力主要来自对东亚地区的诉求，也更多受到中国领导人对东亚局势的关切而非美苏关系的影响。
    有关日内瓦会议的最初动议来自印度于1951年提出的一项解决亚洲问题的建议。中苏曾于1952年9月达成共识“支持这项建议”，以提升中国在东亚的地位。(91)1953年朝鲜停战后不久，苏联照会美英法三国，提出召开苏美英法中等五国外长的会议，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中国政府很快表示赞成，中国媒体则热情宣传了五国外长会议意义重大。(92)中国的热情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配合苏联的外交，它是中国领导人准备参与大国博弈的舆论准备，其逻辑起点是确认中国有与其他亚洲国家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的“身份”，包括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亚洲则是唯一的大国，并因此国际地位更重要且责任更重大。他们认识到而且特别愿意看到中国的东亚地位的巨大变化。通过参与国际事务树立东亚大国的威望等，是中国领导人强烈追求的目标之一，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约束着他们的相关言行。可以说，日内瓦会议的结果部分地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东亚大国责任的理解和承担那种责任的意愿。
    中国的特殊身份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人自己是否认可，从根本上说，它需要在同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必须得到亚洲新兴国家和其他大国的承认，否则就成为自娱自乐了。日内瓦会议恰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周恩来有机会同世界上除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之外的从美欧列强到东南亚的各类国家直接交往，展开谈判，解决地区冲突。这种经历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也是之后近20年里的唯一一次。国际社会当时也普遍认为，通过朝鲜战争和援越抗法，中国奠定了东亚强国的地位，解决东亚冲突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这是东亚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也是基本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