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主要是在美国推动、但也包括苏联的协助之下，毛泽东本人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43天的谈判。自1927年国共破裂以后，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国共最高领导人面对面谈判解决中国的前途。会谈后双方签订了《双十会谈纪要》，宣布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总方针，以及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事件，它虽然发生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如果追根溯源，应该说它是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产物，也是美苏战时协调对华政策的结果，是列强在东亚确立雅尔塔体系的重要步骤。结果证明，这次会谈既是列强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构建战后东亚秩序的终点，也是这个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格局崩溃的开端。
    由于受降权、军队整编和中共控制区的政权等实质性问题在重庆谈判中未获解决，《双十会谈纪要》难免成为一纸空文。谈判还未结束，国共在华北地区便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其复杂性还在于驻华北的美军也被卷入其中，尽管尚不严重。由于中国战区一直有美军参与，美军于9月在华北地区登陆，参加那里的受降和遣返日军，其人数最多时达10万之众。随着国共爆发内战，美军实际上是起了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和守护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的作用。这严重损害了中共军队的战略部署，导致双方在胶济线、秦皇岛-山海关和烟台等地区发生对峙甚至小规模的冲突。这可以说是战后中共与美国发生战略对抗的先兆。(29)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出现美国政府最担心的局面，即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东北，他们得到当地苏军的同情和支持。
    改变东北战略态势的主动方一开始并不是苏联，而是中共中央，指出这一点对理解本文的核心观点至关重要。早在1945年5月的中共七大期间，战后争取控制东北在中共领导人心中已经是战略性的考虑了。他们认为，战后如能控制东北地区，就能根本改变中共长期被包围的态势。(30)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确定向北收缩，并随即开始向东北调兵遣将。(31)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一度提出控制华北、夺取整个东北的战略方针。(32)相比之下，苏联最初对中共既不关注、也谈不上是热情的。斯大林主要是通过与美国和国民政府协调政策来实现它在东北的目标，苏军统帅部制订在东北地区对日作战计划时，也没有考虑是否以及如何与控制着大片华北与东北接壤地区的中共军队展开合作。
    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奉命前往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这是一个相当费解的举动，因为如果莫斯科有意支持中共，完全可以通过在延安的苏联人员与中共领导人交涉，他们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络。例如，斯大林希望毛泽东去重庆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这次则交由东北苏军当局去处理，显然他至少不希望影响到正在重庆展开的蒋、毛会谈。
    刘少奇、朱德等同贝鲁诺索夫经过谈判，还是达成了一些默契，包括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并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开展工作，以及中共可控制由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33)此次会谈十分重要，贝鲁诺索夫传达的信息对促使中共中央形成最终的战略判断和下定最后决心等，起了关键的作用。9月17日，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经过讨论后，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电报说为了苏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需要在冀东、热河一带屯兵“十万至十五万军队”，“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34)19日，中共重庆代表团即复电表示同意。
    此后不久，苏联开始调整它在东北的政策，苏军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不主动、不积极的态度逐步开始发生变化。9月11日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未就对日管制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几乎完全失去了参与管制日本的机会。美军也开始在华北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加之美国政府不断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35)这些均增加了苏联对美国意图的怀疑，东北苏军遂转向支持中共军队控制东北。
    10月初，中共中央接获东北局报告，说东北苏军已经“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苏军将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大量装备都移交给中共军队。受到苏军的鼓舞，东北局遂向中共中央建议，可抽调30万主力进入东北。(36)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应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业中心及城市工业”，苏军并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而且中共最好将“党的中心移到此间”。(37)这相当于是鼓励中共在那里建立一个地方的亲苏联的政权，就如同苏军正在其他一些地区的做法一样。在此背景之下，中共中央在10月下旬提出要“竭尽全力，霸占东北”，并准备在南满和热河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一次战略性决战。(38)中共中央进一步向苏军提出，最好推迟撤出东北、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收，等等。(39)苏军实际上照办了，并向中共军队移交了一批武器装备，使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获得步枪十一二万，机枪4000多挺，数目不详的各种火炮和大量弹药，大批通讯器材，小型运输机6架和两列火车。(40)
    这一时期中共与东北苏军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苏联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地位，除了支持中共争夺东北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共中央要实现夺取东北的计划，没有苏联的认可和支持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战略关系成为在东北联结中共与苏联的关键因素。此后尽管苏联一再调整其东北政策，但中共与苏联在那里进行战略合作的本质从未根本改变。
    中国华北的内战和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合作等，导致杜鲁门政府决定再次调停国共冲突。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的政策是国共立即停止军事冲突，召开各党派的协商会议解决目前的纠纷；美国不会军事干涉中国内政，而苏联也有义务将东北归还中国。(41)苏联为避免与美国的对抗，否认曾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东北苏军则要求中共军队退出所有大、中城市，并沿铁路两侧后撤50公里。(42)在12月下旬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重申了以往的有关承诺，即承认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以及东北苏军将按时撤出等等。(43)12月27日，美英苏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以及他们“将不干涉中国内政”，美苏在尽快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彼此意见完全一致”。(44)会议结束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赴华，开始第二轮调处国共冲突的努力。
    在调处开始后的两个月，马歇尔似乎看到了和平的希望，但迅速恶化的美苏关系导致他前功尽弃。4月下旬，国共军队在东北再次爆发冲突，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到华北和华中地区，全面内战终于在6月爆发。中国内战固然同美苏冷战有显而易见的关联，不过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国共两党持续不断的战略选择固然受到美苏政策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们在每个阶段上都试图尽可能地利用美苏的矛盾，两党领导人在处理各自的对美对苏政策时往往非常现实。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是这里探讨的重点。中共的外交行为更值得关注，毕竟是他们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未来。
    在东北爆发的战争最终摧毁了部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人的最后一点信任，对毛泽东来说则是证明了他对美国人的一贯怀疑和警惕是正确的，尽管他们也还是可以利用的。(45)另一方面，中共的政策明显受到苏联影响，尤其在东北的和与战问题上，不能不考虑苏联的态度，但苏联政策的反复无常也加深了中共决策层对苏联的疑虑。当中共领导人决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时，他们实际上也是下定决心，不再受苏联外交战略的约束。历史的有趣之处是，由于中共中央决定自行其是时恰逢冷战爆发，苏联这时也已不打算像抗战刚结束时那样约束中共了，后来在支持中共方面甚至走得更远。
    这个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明确提出了并在实践中几乎是尽其所能地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马歇尔来华调处之初，中共领导人一度认为，利用美苏矛盾向马歇尔施加压力是可取的。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如此直截了当地谈到中国传统的“驭夷”之道：“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46)理解他们这种认知特点显然是有意义的，这有助于理解东亚地区诸多本土力量在应付两个甚至几个大国同时介入的局面的外交思维。
    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真正决定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事件是中共在内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到1947年底，当中共领导人制定了尽快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时，毛泽东认为密切与苏联的关系对新的中国政权至关重要，所以他主动表示希望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直接讨论有关问题。(47)从1948年春开始，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明显增加。11月初，解放军占领东北后，斯大林认为已经有必要认真了解中共党内的状况以及中共中央在各个领域的政策，他从此才开始亲自处理对华政策。尽管如此，斯大林的某些政策遭到中共领导人的坚决抵制。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举行国共和平谈判。即使不是有意为之，斯大林建议的谈判有可能导致中国出现南北分治的分裂局面。毛泽东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后者则不得不收回他的主张。(48)这表明中共领导人在事关战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并不会顺从，而斯大林则需要更认真地考虑与中共的关系。
    从1949年初到夏季，苏共和中共进行秘密的高层互访。1月31日，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他随后连续三天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举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6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一个中共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这些高层互访基本完成了中共与苏联结盟的准备工作，尚未确定的是如何对待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他在第一次会谈中立即提出了需要修改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斯大林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他直截了当地表示，那个条约是基于与美英的谅解，目前不宜修改，所以应在形式上维持不变，有关旅顺驻军和中长铁路的具体条款等，可按中方意愿做实际修改并发表专项声明，不过任何大幅修订都应在两年后。(49)
    由于毛泽东的顽强坚持和东亚局势的某些变化，直到1950年1月2日，苏联方面才做出让步。(50)20日，周恩来专为谈判条约抵达莫斯科。两天后，毛泽东与他同斯大林一起确定了有关新条约的主要内容，随后通过一系列艰苦的谈判，苏联最终同意了中方的大部分建议。不过斯大林坚持签署一个“补充协议”，以阻止其他国家进入东北和新疆，他最终如愿以偿。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正式结成军事同盟。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经济、财政和军事援助，并像在东欧国家所做的那样，派遣大批各领域的顾问，以帮助中共建国。总之，中苏结盟极大地改变了建立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之上的战后东亚秩序，而且中国通过与苏联结盟，在冷战中与苏联并肩而立，站到同美国对抗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