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亚冷战与热战(之二)：日本与东南亚
    同一时期的日本和东南亚的形势同样不稳定。首先是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美国的政策在那里是决定性的，日本国内力量的影响在最初阶段的确不大。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杜鲁门政府就明确了美军单独占领的原则，目的之一就是要将苏联排除在外，而英国和中国本来就对占领兴趣缺缺。8月18日，经杜鲁门批准的一项文件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日本，“美国在决定政策时应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占领当局的第一、二把手则必须是美国人。(69)只是为了照顾盟国的感受，杜鲁门政府提出建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其权限是提出各种建议而已。各有关国家于9月开过一次会议，即不欢而散。后来在12月的莫斯科会议上，美英苏通过了《关于建立远东委员会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的决议》。不过这除了反映出列强还勉强愿意表达协调对日政策的愿望外，只能算是个纸上谈兵的东西。机构相继设立了，麦克阿瑟的占领军司令部从没将它放在眼里，美国单独统治日本已经是既成事实。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也算是列强之一的日本因为战败，这时是东亚地区唯一一个不可能自主操弄列强政策的国家。
    战后最初的阶段，美国占领政策的重点在“惩罚”、“削弱”和“改造”日本，包括清除日本军国主义使之非军事化，以及在各领域推行民主改革。这种政策大致延续了战争时期确定的指导思想，即根本消除日本的战争能力，以及中国将成为亚太战略的重心。随着冷战爆发、东亚大陆形势因中国全面内战和国民政府败像日益明显以及日军的遣返和全部解除武装工作基本完成，美国的对日政策随之发生了战略性的和影响深远的转变，其核心是通过扶植和重新武装日本，使其取代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支柱。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主要不是日本国内势力影响的结果，它同欧洲冷战的尖锐化和东亚大陆地区形势巨变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互动。1947年间，凯南被任命主持国务院对日政策的研究。他刚刚为遏制战略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不可能不影响到他对日本问题的思考，其关键性的内容就是改变对战时政策的沿袭，将重点放到转变了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加以检讨。这首先涉及的是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他认为应放弃罗斯福对战后亚太秩序的不切实际的构想，将亚太战略的重心从中国转到日本。如他所言，“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美国会感到相当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威胁，已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当然，中日同时都是美国的敌人则完全不可取。他建议停止对“中国承担不合理的义务”，将日本和菲律宾建成“足以保卫美国利益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70)
    1948年3月23日，凯南等经过反复研究并与相关部门商讨，提出一份政策文件，比较详细地制定了从各个方面扶植日本的各项计划，也包括了推迟对日媾和的设想。(71)后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这项文件的内容成为指导性政策。10月9日，杜鲁门正式予以批准，美国终于完成战后对日政策的战略性转变，“民主化”和“非军事化”被解决日本的经济政治稳定所取代，成为政策的首要问题。美国对日政策的这一转变是战后东亚秩序形成过程的一次巨震，其影响之长远一直持续到当今。
    从战略角度，新对日政策从一开始就包括需要解决的三个重要问题，即确定战后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同日本的关系以及是否重新武装日本。美国决策层这时根本改变对日政策首先同欧洲局势有关，1949年4月，北约已经成立了；另一方面，更直接地同中国革命进程联系在一起。中共越是接近全国胜利，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就越高，而且两者演变的速度都是成正比的。杜鲁门本人在1948年12月就说过，“中国革命的进展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72)1948年10月获批准的《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PPS/28)中，日本将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基石”是起草者凯南设计各项政策的前提这一点，在文字上并不明确，杜鲁门政府内部也争议颇多。有关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并没有包括其中，凯南只是在一份解释性备忘录中提到此一设想。(7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连续制订和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NSC1/48和NSC2/48，基于对中国巨变后的东亚格局的全面评估，非常明确地定义了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文件将“遏制”作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在美国的战略考虑中，日本由于其特殊的国家禀赋而居各有关国家之首；美国的政策是确保日本绝对不能参加到苏联阵营，而且还要在美国亚太军事战略中占据中心地位。为了配合这一战略，美国将在日本保持军事基地和部署军队，允许日本建设一支新军队，采取措施使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使日本在政治上不“极端化”。(74)
    对日政策转变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了“单独对日媾和”的设想，并最终被付诸行动。1947年3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拟定了对日媾和方案的初稿，即史称“博顿草案”。该草案大致沿袭了战时美国亚太政策的设想，一出台即遭美国政府内部各方的谴责，认为它的思路过于陈旧，既没有反映战后世界尤其是亚太局势已经出现的重大变化，更没有重视至关重要的美国在日本的支配地位。(75)之后不久，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计划署开始研拟相关政策，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一项推迟对日媾和的设想，通过“化整为零”实现所谓“事实上的和平”，其实质则是获得足够时间改造日本，确保“媾和”不打乱使日本成为美国亚太战略支点的部署。(76)这个建议立即得到杜鲁门政府中各方面的赞成，推迟媾和以实现“事实上的和平”成为这个时期的指导原则。
    7月11日，美国副国务卿建议一个月后召开远东委员会，共同草拟对日和约。该建议遭到苏联代表反对，他们认为应按照莫斯科会议的协议，首先召开美英苏中四国外长会议。(77)国民政府的立场则是模棱两可的。不过，杜鲁门政府事前已经公开宣布过，即使各国意见“不能一致，美国也要立即采取行动”帮助日本“复兴”。(78)对日媾和就这样拖延下来。
    随着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日益明朗，英国等转向明确支持美国的媾和政策。1949年9月，英国派代表先后前往东京和华盛顿，就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与日本单独媾和等，同美国达成共识，英国同意签订对日和约后，美国可以同日本签订双边安全协议，以及英国将说服英联邦国家予以支持。(79)后来召开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肯定这些原则。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国内政局演变产生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1947年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伴随着处理日本内部问题的各项措施的改变，包括了压制战后兴起的日本左翼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打击日本共产党、镇压工人罢工等等。这导致日本亲美政治力量的扩大和上升成为日本政治潮流的主导力量。1949年2月，日本领导人吉田茂再次组阁，该政府从美国获得安全保障的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解决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提供了可行的途径。4月25日，日本大藏相池田勇人访美，向美国政府转达了吉田茂的绝密口信，即缔结和约后美军可继续驻扎日本，而这一点可由吉田政府主动提出，以解决杜鲁门政府在国内面临的难题。(80)6月1日，吉田政府发表一项“白皮书”，宣布愿与任何承认日本独立的国家缔结和约。美日双方迅速就此问题达成一致，这加快了杜鲁门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
    1950年6月，接管对日和约规划工作的杜勒斯和军方领导人分率国务院和军方代表团前往东京。23日，他们与麦克阿瑟共同最后敲定了一份备忘录，其核心是在签订和约的同时缔结美日安全条约。该条约的指导原则包括日本给予美国驻军和保留基地的权利，而且整个日本都被视为美国潜在的基地，美国有在那里无限制使用军事力量的自由，以及日本也应为自卫尽其所能。(81)两天后，朝鲜战争爆发，这有助于杜鲁门政府内部将意见统一到提早媾和之上，以使“化整为零的媾和”在国际上合法化，以及美日同盟得以确立。9月间，美国安会通过了NSC60/1号文件，最终确定了对日媾和的原则，即确保美国在日本的“排他性战略支配权”。(82)
    1951年9月4日，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召开。有51个国家与会，48个国家同日本签约。签字仪式结束5个小时后，美日两国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美日同盟从此建立，并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成为东亚秩序的组成部分和支配性战略力量之一，也对日本国内政局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左翼政治力量受到外部的严重挤压而失去了扩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