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冬季，几乎与中国全面内战同时，在印度支那爆发了胡志明领导的反法战争。印支地区在二战前是法属殖民地，法国殖民当局在战争期间维持着同日本的关系，日军甚至可以利用那里的空军基地轰炸中国后方的城市。1945年3月，日军突然将法军缴械，法国殖民统治事实上被结束了。8月15日，在日本投降的当天，越南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越南共产党中央宣布发动“总起义”，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由于英军将他们的占领区移交给法国人，后者很快成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对手。胡志明最初靠着在中法之间纵横捭阖，使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得到某种认可。不过，在中国军队撤出后不久，进入北越的法国人很快就将胡志明政权从河内驱赶到山林之中。1946年12月20日，胡志明号召全民奋起展开武装斗争，越南抗法战争从此开始。
    越共的反抗运动最初并未引起重视，后来变得令人瞩目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介入，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团和提供使越共足以打败法军的军事援助。从中越关系的源头看，两党领导人的核心认同是中共与越共都是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共运中两个东亚共产党之间的同志关系，胡志明冠以“同志加兄弟”是十分贴切的，他因此在向中共求援时从没有什么犹豫。中共领导人则感到中国有一种天然的义务帮助越共的抗法斗争。中苏结盟的确提升了中共领导人“援越抗法”的热情，不过就如同毛泽东是中苏结盟的发起者一样，胡志明无疑是建立中越战略关系的发起者，中国则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苏联先是漠不关心，后来表示支持但将援助越共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印度支那毕竟与苏联的安全战略无关，斯大林也不希望因援助越共而破坏与法国的关系，后者是苏联在欧洲事务中唯一可利用的对象。所以，“援越抗法”在本质上是中国的事业，而非苏联东亚政策的产物，明白这一点对理解东亚国家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更有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越共中央于10月派遣李班、阮德瑞秘密使华，恢复中越两党高层联系并争取军事援助。中共中央从这时开始考虑援越问题，但双方关系的实质性转变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12月24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报告了越共代表提出的两项要求，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和给予胡志明的共和国以外交承认。刘少奇认为，在军事援助方面应保持谨慎，给予外交承认则属“利多害少”。(51)毛泽东在莫斯科对援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指示刘少奇“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帮助”，越方所需弹药、粮食等“应尽力帮助”，特别是要将越共“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等等。他还要求转告越共，“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来”公开访华，北京也要“予以公开欢迎”。(52)
    胡志明显然已经看到中国政策很有可能向他希望的方向演变，故决定亲赴北京。1月25日，胡志明步行17天后到达武汉。刘少奇这时才从中共中南局的电报中获知，酝酿中访华的“负责任的”越共代表竟然是胡志明本人。他一面指示中南局只在党内表示秘密欢迎，“周密护送来京”；一面立即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要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等应去车站迎接，有关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并希望胡志明能等他和周恩来回京后面谈。
    1月30日，胡志明到达北京。刘少奇没有到火车站公开热烈欢迎，只派杨尚昆到车站接人和在中南海设宴招待。然后他立即打电报向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包括胡志明以革命工作繁忙为由，不愿在京久候到毛泽东回国。毛泽东立即回电力邀胡志明访问莫斯科，并告已经直接给斯大林打电话促使后者也表示同意。刘少奇遂与胡志明协商，后者毅然决定三天后即启程前往莫斯科。这时毛泽东又从莫斯科发来一封贺电表示问候，并告知“苏联已承(认)越南”，苏联阵营各国在中国的推动下“亦可能承认”。为使胡志明顺利成行，毛泽东在莫斯科继续做了一些努力，促使斯大林决定派飞机接他。(53)
    胡志明于2月6日抵达莫斯科。此前斯大林已经告诉毛泽东，中国应承担援助越共之重任，苏联则提供一些物资从旁协助。他在会见胡志明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胡志明与毛泽东一同踏上归途，他们在途中商定，中国将向越南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团。3月4日，毛泽东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10天后，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有关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称“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54)这表明中共中央决定在东亚地区革命运动中承担重任。
    中国从4月开始向越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并有大批越南军人进入中国接受军事训练。4月17日，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下达抽调干部组建顾问团的命令，并于5月中旬完成组建工作。顾问团从兵团级干部到工作人员共281人，他们于9月开赴越南。第一次印支战争从此兼具反殖民、大国对抗(中法)和冷战(两个阵营)等复杂的属性。
    在东亚最不确定和具破坏性的地区当属朝鲜半岛。根据美英苏中的战时协商，他们将在战后对朝鲜实行暂时性的托管。8月10日，苏联宣布参加对日作战后，杜鲁门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将北纬38度线作为美苏分别对朝鲜实行军事占领的临时分界线，后获苏方同意。9月8日，美军开始在仁川和釜山登陆，已经占领三八线以南的苏军陆续退到三八线以北，那里形成立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的局面。
    同东亚其他地区一样，朝鲜局势从此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美苏是否能根据战时达成的谅解，协调它们的政策；第二是朝鲜各派政治力量是否接受大国为他们的命运做出的安排。事实表明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在急剧变化。
    首先是美苏最终未能协调他们的朝鲜政策，双方的矛盾在12月莫斯科会议上暴露出来。美方主张设立由美苏占领军司令部组成的统一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作为对朝鲜全境进行管理的暂行办法。苏方则强调，应为尽早组成朝鲜政府做准备，托管期明确限制在5年。苏方显然更有自信，认为他们在朝鲜的影响要比美国更强大，实际情况也差不多如此。毕竟朝鲜抵抗力量的主要军队长期在苏联驻扎，美国最初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势力。从中国回去的金九和从美国回去的李承晚当时都还没有证明他们之中谁更有影响力。美苏最终还是签署了《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议》，同意将托管时间限制在5年。(55)斯大林和杜鲁门都对此表示满意。
    莫斯科协议表明，美苏都不愿意在朝鲜长时间承担过于繁重而又不受当地人民欢迎的管理责任，实际情况是莫斯科协议一出台，立即遭到南北各地的朝鲜人的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两国都不希望使对方有机会单独掌控朝鲜。美国的政策是防止一个大国即苏联独占朝鲜，同时又不打算承担太多责任。会议结束后，美国在与苏联保持协调的同时，试图尽可能在朝鲜组建一个非共产党掌权的亲美政府。苏联则正相反，积极扶持朝鲜共产党并支持后者依靠“统一战线”，在包括三八线以南的美军占领区扩大影响。但是，斯大林也不想为朝鲜耗费太多资源，如果能同美国协调也未尝不可。(56)
    1946年3月，美苏占领军司令部在汉城召开联合委员会，讨论协调对朝鲜的管理和安排建立朝鲜人的政府。此后联委会又开了20多次，结果还是不欢而散。直到1947年10月18日，该委员会终止工作。第二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南朝鲜单方面举行选举，并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激进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李承晚当选总统，这标志着他终于在南方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胜出。在美国的推动下，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大韩民国为合法政府。在此之前，苏军占领区已经搞过选举。现在作为对美国的反击，苏军于1948年9月，在北朝鲜建立了金日成为首脑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苏联在占领区的政策亦经历复杂过程，同多种势力保持积极的关系或给予支持，直到最终选择了战争期间在苏联接受训练的金日成，后者被证明可能有比南方的李承晚更为激进的统一朝鲜的诉求。(57)1948年底，苏军从北朝鲜撤出全部军队。美国政府随后决定撤军，美军于1949年6月全部撤出。
    南北朝鲜出现两个政府标志着朝鲜半岛分裂，这种局面对于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都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他们都表现出武力统一的强烈愿望，这导致美苏撤军后，北南双方沿三八线不断发生军事冲突，地区紧张局势明显加剧。双方领导人似乎都很清楚，朝鲜近代历史的基本经验就是大国博弈会严重影响这个半岛的前途。列强之间如果能够协调行动，朝鲜的政治力量能发挥的空间将受到限制。反之，他们就能有所作为。所以，冷战爆发在北南双方领导人看来，都是难得的战略机遇，他们大可以玩弄“尾巴摇狗”的策略，利用大国之间的对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金日成在建国后很快就展开外交活动，争取得到苏联和中共的赞成与支持，他实际上正在成为改变朝鲜半岛现状的主要推动者。
    美国在5、6月相继从中国和南朝鲜撤军，标志着杜鲁门政府在东亚大陆完成立了以收缩力量为特征的战略调整。这一事态与中共革命的胜利等因素一起，极大地诱发了金日成武力统一的欲望。金日成的代表金一于5月秘密访华时，便同毛泽东谈过此事，毛泽东当时要求北朝鲜打消主动发起进攻的念头。(58)他在6月间电告斯大林，只要没有外敌入侵，内战告一段落后，中共就转入“和平建设阶段”。(59)10月21日，他又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后者说服金日成打消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斯大林回电称，会“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60)
    12月26日，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第一次面见斯大林，苏方的记录显示，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61)毛泽东这样说是有的放矢的，但他没有料到的是，1月30日，也就是在他同斯大林讨论援助越共的同时，斯大林电告金日成，愿意在莫斯科接待后者，在了解局势后将向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62)
    斯大林态度急剧转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至关重要的是金日成在中苏之间耍手腕儿，以便影响这两个大国盟友的政策。例如1月17日，金日成在一次午宴上当着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面声称，如果斯大林不肯在莫斯科接见他，他就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进攻南方和成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等问题，因为他在那里会得到必要的支持。(63)6天前，中共中央军委刚决定让四野的朝鲜族部队返回北朝鲜。(64)中央军委做出决定的时机的确敏感，他们是基于国内裁军的单纯目的，并不了解苏联和朝鲜之间的矛盾。苏方对此举动则疑虑重重，立即要了解北朝鲜使用这些部队的意向。金日成则故弄玄虚，表示要“请教怎样答复中方”。(65)
    无论如何，斯大林1月30日的电报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4月10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会见金日成，双方就北朝鲜武力统一计划达成一致意见。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向中国领导人报告莫斯科会谈的决定。周恩来当天紧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求确认斯大林本人的决定。(66)第二天，斯大林回电称，金日成代表了他的意见，不过“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67)
    毛泽东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并没有否决苏朝的计划，最直接的原因是金日成和斯大林都有必胜的把握，特别是金日成表示，北朝鲜并不需要中国的援助。(68)他这样说就是要使中方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6月25日，北朝鲜沿三八线发动进攻，朝鲜战争爆发。东亚战后秩序由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北朝鲜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确是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