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犹太人的这种以违背上帝意志为发端的死亡观，在希伯来文化的背景下，并没有导致一种在以后的拉丁基督教世界中十分发达的原罪论。原罪论的本质就在于：一方面把个人在道德上的沉沦和生理上的死亡归之于人类共同始祖的抗命，另一方面又特别突出上帝的救赎与彼世的脱罪状态。而希伯来文化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在与上帝关系当中的共同命运，这种命运的落脚点在今世而非彼世，因此它虽然给后来的基督教提供了原罪论的神话依据，它自身却不可能发展起任何原罪的思想。然而，犹太人有关罪的概念，仍然是从其独特的死亡观中衍生出来的。如上所述，《创世记》已经把死亡和邪恶一并看作是始祖抗命的直接后果，而邪恶无疑是罪的唯一根源；有了罪之后，自然也需要有赦罪的方式，只不过犹太人的赦罪过程立足于今生今世。根据斯卡索涅的研究，自“巴比伦之囚”以后，赦罪便成了耶路撒冷圣殿中整个献祭仪式的中心；当圣殿于公元70年被罗马军队毁掉时，当时在犹太人当中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从今以后人们如何才能让自己的罪行获得赦免？(28)由此可见赦罪在犹太人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死亡完全来源于人类自身的过错，但根据希伯来传统哲学，除了造物主自身之外，任何创造物最终都难免要腐败瓦解，人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厄运；既然生命被认为是来自上帝赋予的气息，死亡便被理解为这种气息从躯体中游离出去，缺乏生命气息的躯体重新成为尘土而回归大地。《约伯记》说：“如果上帝要取回生命的气息，那么每个活人都将死去，并再一次回归到尘土。”(29)《诗篇》也说：“当你取走他们的气息时，他们就死去，并回归到他们所来自的尘土。”(30)根据创造的故事，在死亡发生时，回归尘土的，显然是人的躯体而不是灵魂，而作为上帝气息的灵魂，则自然要回归到上帝那里。约伯和《诗篇》作者的话语并非无据可依，因为上帝在向人类始祖宣布死亡判决时，曾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你既来自尘土，必将回归尘土。”(31)这句话后来成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葬礼上必不可少的礼仪用语。由此可见，死亡与生命一样，被看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属于正常的死亡，均是可以平静地加以接受的。《便西拉智训》告诫人们：“不要害怕死亡的判决，要记住，在你以前的人遇见过死亡，在你以后的人也将遇见死亡。”(32)作为说客的提哥亚女人对大卫王说：“我们大家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无法收回。”(33)如果说一般的死亡不足畏惧，那么高寿而终，便是人们向往的一件幸事。上帝曾告知亚伯兰：“你必享很大岁数，平平安安地死去，并被人埋葬。”(34)这算是对亚伯兰高超德行的一种报偿。另一位有德之士约伯因经受住了上帝对他的考验，上帝通过提幔人以利法向他预言：“你必高寿年迈才归坟墓，好像麦子成熟到了收割的时候。”(35)这种自然主义的死亡观使希伯来人无法超脱此世的羁绊，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今生的愉悦上，这就难怪有人会认为犹太人不重视死亡。《诗篇》的作者祈求上帝赐予这样一种生活：“求您使我们一早就充满着您的慈爱，好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36)其流露出来的那种追求现世幸福的迫切心情，丝毫不亚于对现实人生抱有乐观态度的古埃及人。在摩西戒律中，上帝要求以色列人选择生命和幸福：“看哪，我今天将生命与幸福、死亡与灾祸，放置在你们面前。你们如果选择生命，就必须爱你们的主上帝，留意他的声音，谨守对他的斋戒……”(37)在这里，上帝的要求，实则代表了犹太社会的普通生活愿望和理想追求。
    其实，犹太人对生命的看重及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均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当年亚伯拉罕历尽艰辛率领族人移入的迦南地，处于古代东西方交通枢纽上，扼欧、亚、非三大洲之咽喉，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从历史上看，它作为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其“流着蜜和奶”之丰饶，更多情况下是要靠无数犹太人的泪和血去换取的。这种过分险恶的人文环境使古代犹太人更容易遭遇到死神的眷顾。对于那些不断地被卷入战争漩涡而后又遭放逐的流散犹太人而言，生活之艰辛和生命之脆弱所带来的焦虑更是超乎人的想象。在那个死亡是常态、生存反倒成为例外的时代里，犹太人无疑早就磨炼出足够的勇气去应对可能随时而至的死亡。在他们看来，既然明天不可预期，今天便显得弥足珍贵，因此他们把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均看作是上帝的特别恩赐和礼物。据说，今天的犹太人在与朋友作出一个约定时，仍然不敢肯定地说“让我们明天再见”，而是有保留地说“让我们明天再见，如果上帝乐意的话”，或“让我们明天再见，但是我不能保证”；一般犹太人在购置地产时，总要同时为自己购买一件裹尸布，并对所购地产作出继承方面的安排。(38)这既是他们处在复杂多变的生活条件下的一种深谋远虑，也是他们祖先烙刻在子孙后代身上的一个有关苦难经历的印记。
    既然死亡是每个凡人无法避免的结局，就必须发明出一种超越死亡的方法，这对于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犹太人来说同样必要。犹太人最终选择的是一条用民族集体主义战胜个人软弱性的路径，他们把单一个人均变成连接祖先与子孙的一个环节，通过家庭与宗教社团的强大纽带，排除了个人对于死亡所产生的焦虑和后顾之忧。一方面，犹太人把死亡看作是与已故的亲人团聚，因此，家族墓地便具有特殊意义。雅各不希望被埋葬在埃及，因而立下遗嘱：“不要把我埋在埃及，我死后把我带出埃及，葬在祖先的墓地里。”(39)据约瑟夫说，寓居埃及的约瑟及其兄弟们在逝世之后，其尸体均由子孙们带回迦南，并埋葬于希伯伦的祖墓中。(40)后来的许多国王，如大卫、所罗门、约阿施和亚撒等，死后被埋葬在自己的祖墓里，均被称作“与他的祖先同睡”。(41)普通人死后，通常也会被埋葬在“其父亲的坟墓里”。(42)按文兴的说法，对祖墓的向往，最初不过是家族合葬的习惯而已，不过这种最初的习惯后来拥有了更加深刻的涵义，诸如“与祖先同睡”等话语变成了用来指死亡的庄严程式，同时也强调了血缘联系超越了坟墓。(43)另一方面，拥有众多后裔，被认为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一个人在死去之前应当留下自己的后代。亚伯拉罕虽是一位善人，却苦于年迈无子，心里难免暗暗焦急；所幸的是，上帝没有遗忘这位年高德邵的老人，他向后者作出了让其子孙满堂的许诺，该许诺很快获得兑现。(44)经受住了上帝(借助撒旦)的种种考验的约伯，也获得了类似的回报。上帝通过提幔人以利法向约伯预言：“你的后代将来要发达，你的子孙要像地上的青草那样繁多。”(45)总而言之，在古代犹太社会中，如果一个人活着时能繁殖出众多的子孙，死时能归葬于列祖列宗的墓地，同时又能以高寿而终，那么这个人多半会笑对死亡，因为他既享尽了天年，因而无愧于自己，又通过子孙的血脉延续了家族的生命，因而无愧于祖先。这种通过家族集体主义去超越死亡的路径，的确与古代中国人的传统信念存在许多共通之处。不过，其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却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由于犹太人较早地发展起了一种一神教信仰，类似于传统中国社会所流行的祖先崇拜便无法找到生存的空间；犹太人只是把死简单地理解为与上帝关系的结束，因此死者便不存在被神化的问题。
    当然，由于社会地位和生存环境上的差异，每个具体的个人对于死亡的认识也有很大的不同。正如《便西拉智训》所说：“死亡这个字眼对于某些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无忧无虑、食欲旺盛的人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死亡这个字眼对于某些生活贫困、身体衰弱、老态龙钟、忧心忡忡、双目失明和毫无希望的人来说，是相当受欢迎的。”(46)某些特殊的糟糕境遇常常使一些人自暴自弃。大先知以利亚在以色列王后耶洗别的逼迫下，曾祈求上帝让他早点死去。(47)善人约伯在灾难的打击下，曾诅咒自己的生日：“上帝啊，愿我的生日受到诅咒；愿我被母亲怀上的那一夜受到诅咒！”他因而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我不想活了，我对生命感到厌倦；让我去吧，我的生命毫无意义。”(48)先知约拿因上帝没有毁灭尼尼微城而大怒，他求上帝赐他速死：“主啊，让我死去吧，我死了比活着好。”(49)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却极其惧死恋生，例如犹大国王希西家在临死时大声痛哭，苦苦哀求上帝免他一死，最终获得了额外的十五年阳寿。(50)不过，无论是对于死亡的极度向往还是极度忧惧，都只能算是古代犹太人常态观念当中的少数例外，它们并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