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死人世界不存在影响力，并没有导致丧葬事宜的淡出。情形恰恰相反，一方面，由于古代犹太人是一个高度仪式化的民族，丧葬也必然成为其仪式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受到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从圣经的思想逻辑看，既然生命的创造已经被看作是整个宇宙历史的起点和里程碑，那么生命的终结即死亡也理应被当作标志性的大事件来处理。因此，对于丧葬事宜的认真态度，实际上体现了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68)从圣经所披露的信息看，迦南地区的以色列人实行土葬，而火则是他们用来对付臭名昭著的罪犯的一种侮辱手段。例如摩西戒律规定：与岳母发生性关系者，要与岳母和妻子一起被火活活烧死。(69)在一般的情况下，尸体必须入土为安；重要人物在死后如果没能得到安葬，上帝是会发怒的。例如在大卫王统治期间，曾连续三年发生严重饥荒，经求问上帝才得知：原来扫罗在位时曾欠下一笔血债，因而扫罗的尸骨为仇家基遍人所获，一直未能归葬入土。在安排偿清这笔血债之后，大卫从基遍人手里索回了扫罗及其儿子的尸骨，埋进了其祖先的坟墓里，于是上帝才息了怒，饥荒宣告结束。(70)这充分说明人死后尸体入土为安的重要性；它同时向我们提示，尽管死人世界在整体上不会对活人世界构成直接的威胁，但在某种特殊的场景下，活人对待死者的态度却有可能引起上帝的关注甚至干预。虽然犹太人不像埃及人那样想方设法保存尸体，不过他们仍会尽其所能地对尸体作基本的防腐处理，如给尸体沐浴并涂抹香油等。死者下葬时的穿戴，一般与其生前的身份一致，以西结告诉我们，阵亡战士在下葬时常常身穿盔甲、头枕宝剑、背靠盾牌。(71)在一些相关的墓穴里，可以找到陶瓶和灯台；在某些较大的墓坑中，甚至可以找到金器、银器和铜器。(72)这种使用随葬品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犹太人对死后生活的理解。据鲁士的考证，在公元1世纪前后，死者常常穿戴其生前喜爱的服装和饰物，并要打扮得像准备外出旅行那样；这种重葬风气曾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斥责，1世纪末2世纪初的拉比伽玛利奥二世(Gamaliel II)曾带了一个丧事从简的好头，他下葬时只穿着一件简朴的寿衣。(73)总体而言，古代犹太人的丧事依礼而行，谨而有节。根据约瑟夫的说法，摩西死时，人民为他举哀30天，这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74)这无异于告诉我们：摩西之外的领袖人物，在葬礼的排场和时间上都不超过摩西。
    从理论上来说，古代犹太人坚持土葬习俗，似乎与他们的幽灵观念有关。由于灵肉整体论的影响，希伯来人认为，骸骨的完整存在是幽灵残存的基本前提，尸体的消解将最终导致幽灵的消亡。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选择最能维护尸体完整性的土葬方式，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推论无疑是合理的。不过，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古代犹太人的土葬习俗，也有可能是在某些异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古埃及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盛行土葬；古巴比伦人采取了与埃及人相似的埋葬方式；在古波斯人那里，也同样盛行土葬，他特别提到，波斯人从不火化尸体。(75)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曾与以色列人发生过较为长久和直接的接触，他们在葬俗方面不可能不对后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真正的情形也许是，古代犹太人特有的灵肉整体论观念与外族文化的作用，一起促成了他们的土葬习俗。
    虽然古代犹太人拒绝使用火葬，但他们在举丧时也常常使用火。有不少例子说明他们的葬礼与火有关。例如，先知耶利米向犹大国王西底家转达上帝的话，预言他将在平静中寿终而死，届时将有许多人为他烧香，就像他的祖先们所受的待遇那样。(76)又如，犹大国王亚撒死后，被埋在大卫城他事先为自己开凿的崖墓里，人们为他的尸体涂抹了香料和香油，并为他燃起了一堆巨大的篝火。(77)再如，另一位犹大国王约兰因对上帝用情不专，上帝让他痛苦而死，死后竟没有人为他燃烧篝火，这种冷遇是他的祖先们死时所没有遭受过的。(78)燃烧篝火的目的，除了第一个例子所指明的是为了焚香之外，还可能包括向上帝献燔祭，圣经常常提到这类火祭；(79)或包括烧毁吃剩的平安祭祭品，摩西律法明确规定，平安祭祭品在祭祀后的第三天便不能吃，必须统统烧掉；(80)此外，这种设置在墓旁的篝火，还有可能包括燃烧死者曾经使用过的衣物，根据古希伯来人的洁净礼俗，除了陪葬部分以外，死者生前使用过的贴身物品，活人是不能继续使用的，因此把它们烧毁是最简便合理的处置方式。上述例子把死后未能享受篝火待遇当成一个特例，这正好说明在坟墓旁燃篝火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当然不能等同于火葬。希伯来圣经所载的犹太人实施火葬的唯一例子与扫罗父子的遭遇有关。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兵败遇难，被腓力斯丁人砍下头颅，并被剥光衣服，尸体被悬挂在城墙上示众；一些以色列勇士偷回了扫罗父子的尸体，把它们火化了，并将其骸骨埋葬。(81)对于这样一种似乎有违希伯来传统的葬法，文兴表示甚为困惑。(82)其实，土葬作为一种通用葬俗，它不过是常态社会条件下的一个基本原则而已，在某些紧急时期，理当存在着为舆论所默认的例外；扫罗父子即是战死于沙场，战争条件的限制，使得尸体的火化比拥有一整套繁琐程序的土葬来得更便捷，何况焚烧后的骸骨还被埋入地下，这似乎应当被理解为是土葬习俗在紧急时期的一种变通。此外还须注意到该事件中的一个重要细节：扫罗父子四人的头颅已经先被腓力斯丁人割下，并被当作战胜以色列人的物证带走，这就是说，被悬挂在城墙上的实际上是无头尸，以色列勇士们偷走的必然也是这些无头尸，这也许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以色列人的繁琐规矩是否容许几具受尽敌人侮辱的无头尸按正常的程序下葬，这是大有问题的。把它们火化之后再下葬，是否可以理解为处理这类残缺不全的尸体的特殊洁净方式？
    三、复活和审判思想的产生
    既然阴间不过是死者幽灵暂时栖居的场所，它并不承担任何赏善罚恶的道德义务，在早期希伯来人的观念中，便不存在一个不公正的现世借以得到平衡的“来世”，因为在宗教集体主义和家长制的强势干预下，一切公义似乎都可以在今世得到实现。《诗篇》的作者以十分自信的口吻唱道：“不从恶人的唆使，不从罪人的榜样，不与怠慢上帝者同流合污，愉悦地服从主的律法，日夜不停地学习它，这样的人便必有福了……恶人……将像麦秆被风吹走，罪人将被上帝定罪，并被从上帝的子民当中剔出。善人将得到主的引导和保护，恶人所走的路，必导向灭亡。”(83)在这里，恶人的毁灭与善人的获福均发生于此生此世。而且，由于对家族血脉和家庭集体责任的强调，报应未必会落到行为者个人身上，他们的子孙后代常常要为自己的长辈承担行为后果。上帝在西奈山上向摩西宣告：“我是充满同情与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动怒，拥有巨大的慈爱和诚实。我为千万代人信守诺言，赦免罪恶和过犯；但是我必能为父母的罪行惩罚其儿孙达到三四代人。”(84)祖先的过错由子孙来承担后果，这是早期犹太人报应观的又一大特色。
    然而，随着犹太人与外族接触的增加，异邦文化加快了潜入犹太社会的速度。公元前333年，巴勒斯坦地区沦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属地，犹太人开始大规模接受希腊文化及希腊化东方文化的影响。公元前2世纪中期，塞琉古王国的国王安提阿哥·伊比弗尼斯(Antiochus IV Epiphanes，前175-前163)强制推行希腊化文化，同时禁止希伯来人的宗教崇拜和习俗。这一行为促成了公元前167年马加比家族领导的大起义，犹太人因而获得了一段时期的独立，直到公元前63年被罗马人征服为止。在公元前后的一百多年间，希腊化文化以更快的速度向犹太人社会渗透，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希腊语的广泛流行。根据斯卡索涅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调查，在属于公元135年之前两百年内的194块重葬墓墓碑中，只有26％的墓碑碑文是用希伯来文或亚兰文写成的，而高达64％的碑文是用希腊文写成的。(85)一般而言，碑文的读者主要是死者的家庭成员和朋友，这意味着当时能熟练操用希腊语的犹太人已经不再局限于社会的中上层。当然，希腊化文化的渗入最终并没有导致整个犹太社会被完全“希腊化”，相反，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却被部分地消化和吸收了。不过，希腊化文化的进入，却引起了犹太社会的历史性变革。首先是由于在接受外来文化上的态度分歧，整个社会开始分裂为若干个互相对立的利益集团，以祭司贵族为主体的撒都该派、以宗教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法利赛派、以城乡下层为基础的艾赛尼派等派别纷纷出现。(86)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外来因素的渗透，希伯来社会中传统的宗教集体主义和家长制原则面临严重的危机，联结各个个体的社会纽带逐渐松懈，个人主义悄然抬头，古老的正义观在维系社会道德和维持传统宗教信念方面，已经显得软弱无力，人们开始发现：由儿孙来承担长辈的行为后果甚不公平，而发生于个人身上的现世报应也极少能够真正体现社会公义的原则。于是，一种全新的正义观出现了，它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因为它既强调个人责任个人承担的理念，又把报应的时间从现世推到来世。